天下中秋皆十五，唯有宁波在十六。这份“慢半拍”的团圆，为何能成为甬城延续百年的传统？《四明朱氏支谱内外编》记载：“八月十六日，宰鸭子，置酒玩赏，以月饼馈遗，谓之赏中秋。”1891年的《申报》生动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宁波风俗每年于十六日补庆中秋佳节，是日也商歇业工停止，尽情游玩，各署亦给假一天。”为什么宁波人要把中秋推迟一天？史料与口传故事交织在一起，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解释。

《八月十六是中秋》  图源：1928年9月29日《<时事公报>附刊五味架》

“为官”说：

一门宰相的“迟到”与“孝心”

在诸多解释中，与南宋时期显赫的史氏家族相关的传说，无疑最为人津津乐道。史家因其“一门三宰相”，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其中的史弥远则是宁波八月十六过中秋的主角。

史弥远是宁波鄞县人，是南宋掌权时间最长的宰相之一。1927年《时事新报》刊载《宁波以十六为中秋之考证》一文，提到南宋理宗于八月十五夜召史弥远在都城临安赏月，“远遂不得返鄞”。鄞县百姓也就等到十六日，才与这位家乡权臣一同补庆中秋，自此成俗。

也有人说，史弥远十五日从临安归乡途中被风阻滞，“至十六日方到家，后遂相谓成俗”。还有人认为是因史弥其母寿辰恰在八月十六日，“史欲为扩大庆觞，遂通令郡属百姓，改秋节为十六日”。有人说将中秋改期的并非史弥远，而是他的父亲，同样官至宰相的史浩。

当然，故事的“主角”也时有变换。明代慈溪人赵文华的经历，则增添了一丝“归乡”的意味。他在杭州做官，十五夜常留于外，十六日方回慈溪与家人团聚。随着口耳相传，慈溪、鄞县一带渐渐约定俗成，让这份迟到的团圆成为地方习惯。

另一则故事更显温情。元末浙东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之母笃信佛教，每月初一、十五必持斋戒，不食荤腥。为让母亲在中秋也能吃到鸭肉、月饼，方国珍将家中中秋设在十六日。久而久之，乡人纷纷仿效，“十六中秋”的风俗便在浙东一带扎下根来。

这些故事说法不一，却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它们都关乎情感：有事君的忠心、有孝母的心意、有避斋的善意、有归乡的执念……

“经商”说：

生意人的“信义”与无奈

如果说“为官”是历史记忆的浪漫想象，那么“经商”的解释则更贴近宁波人务实的商业精神。

宁波是江南商业重镇，近代商贸尤盛。近代宁波商人遍布上海、香港、南洋，以信用精神著称于世。1942年，《宁波人十六度中秋》一文称“宁波的商业习惯，完全是站在信义通商四个字上作本位的”。既以“信义通商”为本位，商家之间的大额贸易往来，平日里多是记账，少有现钱流通。一年之中，春节、端午和中秋是三个重要的结账日。其中，端午只是“稍微付一点”，大部分账目都要等到中秋才“除零找角地算清了”。

《宁波人十六度中秋》  图源：1942年9月25日《力报》

宁波商人在八月十五日，是繁忙的“算账日”，并非清闲的佳节。从春节到中秋，积累了“八个半月的长长日子，账目格外的多而且繁”。只有忙完了这一天，结清了账款，他们才能在十六日真正地放下算盘，与家人安心团聚，补过团圆佳节。

这一说法也确有印证。据1936年《金融周报》记载，八月十五日宁波市面正常营业，而到了十六日，本地的“各银行各钱庄俱停止营业一天”。

因此，八月十六日过中秋并非偶然。这或许真是宁波商人生活节奏与地方文化交汇的产物。账结清了，心才能安稳；人团圆了，月才算圆满。

十五还是十六？

月亮是同一个月亮，情是同一份情

值得一提的是，八月十六日过中秋与八月十五日过中秋并不冲突。近代有人便提到：“十五也好，十六也好，只要有节可过，大家尽不妨各行其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地热销的冠生园、大有祥、兆丰南货号等月饼，多以八月十五日为节点集中供应。1948年农历八月十五，宁波青年会曾举办“月光篮球赛”，并放映电影，青年人用自己的方式庆祝中秋。可见，十五与十六两种习惯并存，彼此交织，不仅没有冲突，反而让宁波中秋的文化面貌更显丰富。

从历史言说，到经商习惯，不论十五还是十六，中秋之于宁波人，都是一份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情感寄托。1946年《时事公报》这样写道：“中秋来了！打牌，看戏，白相，喝酒，赏月，吃月饼……中秋毕竟是中国人所爱不忍释的，尤其是宁波人所爱不忍释的。你瞧：马路上多的是拍手叫好的游客，戏院里多的是喜欢凑热闹的小市民，酒楼里多的是每逢佳节作雅集的绅士。”月光洒在屋檐与河埠上，映照着月夜的团圆与欢聚。

“我们的节日——中秋‘三江生明月·来了就欢喜’”主题活动  图源：甬派

如今，每到中秋，宁波依旧满城鸭香、月饼畅销，十五的霓虹与十六的灯火交相辉映。月光千年未变，变的只是人间岁月。宁波用多等一日的浪漫，把中秋过成了独有特色的“甬式团圆”。

见习编辑 严宇莹 校对 邵盛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