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船街的老屋，到桂子山的书斋，再到紫金港的讲台，汪维辉教授用40多年的时间，将“求真务实”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自己的学术生命与教书育人生涯里。

近日，趁着汪维辉教授回鄞州探亲的机会，记者采访了这位语言学大家。从他当年作为“摸六株”的知青经历说起，到如今成长为引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学界领军人物，这段蝶变之路，既有时代的跌宕，更有个人的执着。

从“伐轮伐辐”到“语文学的功底，语言学的眼光”

1975年夏天，17岁的汪维辉从宁波六中毕业，次年1月来到鄞县望春公社长乐大队陆家生产队插队落户，成了一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

水田里的碎玻璃和瓦片，在他膝盖上留下了永远的疤痕，却也让他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了语言的“地气”——农民口中那些生动、朴素、充满生命力的宁波老话，成了他日后研究汉语词汇最原初的感性积累。

“群众的语言是非常生动、朴素、有感染力的。”回忆那段岁月，汪维辉满是动容。两年后，高考恢复，他抓住机遇，考入宁波师专中文科，就此与语言结缘。

真正“捅破学问窗户纸”的时刻，源于一篇关于《诗经·伐檀》的商榷文章。当有人认为“坎坎伐辐兮”“坎坎伐轮兮”的“辐”和“轮”是砍伐的目的时，正在读研三的汪维辉凭直觉提出了异议：凭什么“伐檀”是砍树，而“伐辐”“伐轮”就成了“砍成车辐”“砍成车轮”？

他埋头查证，写下了第一篇真正有自己心得的论文《“伐轮”“伐辐”及其他》。“通过这个文章的写作，我悟到了做学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从华中师范大学杨潜斋先生处习得训诂学根基，到四川大学张永言先生处开启“常用词演变研究”的全新领域，再到南京大学鲁国尧先生处融入方言视野，汪维辉的学术道路，是一个不断“破圈”与“升维”的过程。

他与张永言先生合撰的《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被誉为开启了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的新领域，让汉语词汇史研究从零散的“疑难词语考释”，走向了系统的“历史脉络建构”。

2015年，他应友人之约，写下了那篇后来被高频引用的文章，凝练出影响无数后学的十二字箴言——“语文学的功底，语言学的眼光”。

“传统语文学，是根柢。你得老老实实去读古书，十三经、说文段注，该背的要背，要培养语感。”汪维辉解释道，“但光有语文学功底还不够，那是‘就字论字’。你还要有现代语言学的眼光，把汉语放在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下去审视，把死的材料变成活的历史。”这番感悟，源于他对自己“轻薄浅妄”的深刻反思——博士入学考试时，面对张永言先生给出的《洛阳伽蓝记》标点解释题，他因不认识“纯菜”的异体字而“胡说一通”。

自此，他再也不敢小看任何一份原始文献。他的书房里，至今珍藏着攻读硕士时用工楷抄写的《说文》“转注”“假借”卡片，和读博期间在川大286电脑上敲出的论文初稿。

从《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到《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他一点一点地勾勒着汉语三千年的“词汇地图”。面对年轻学者试图用纯语料库检索的方法研究词汇演变，他委婉地提醒：“语料库是工具，但不能代替人读书。没有语感，你连检索出来的例句对错都判断不了。”

靠“干货”吸引学生，用“严”字赢得尊重

在浙江大学，汪维辉的课是一座难求的“网红课”。

学生们在匿名评教平台上留下这样的评价：“干货很多，要认真听。人很好，很和善，非常谦虚。但是给分不高，错过真的可惜。”“汪老师绝对是大学里遇到最好的老师，严谨、认真、负责，就是你在进大学之前想象中的那种大学教授。”“听课很幸福……连手机都不想玩！”连续多年，他都以最高得票被学生评为“我最喜爱的老师”。

“靠什么吸引学生？”面对记者的提问，汪维辉的回答朴实而笃定：“靠内容取胜。给学生‘干货’。”

他始终认为，在大学教书，教学技巧是次要的，科研才是教学的源头活水。

讲《古代汉语》，他会直指教材中存在的可商榷之处；讲《汉语史》，他常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融入课堂。

即便内容专业艰深，他也能用清晰的逻辑和鲜活的例子，让它变得通俗易懂。“面对来自浙大、南大的优秀本科生，不怕你讲深了，就怕你讲浅了。”

他曾有句口头禅：“学生的事都是大事。”有学生对成绩存疑，他会约到办公室，当面分析试卷，指出问题所在；学生发来论文，他会逐字逐句批注，返回去的稿子常常是“满篇红”。

这份“严”，既出自天性，也有师门的传承。

他记得自己的博导张永言先生，会用铅笔在稿纸右侧空白处细细批注，提供参考文献，甚至改正字句和标点符号。“一丝不苟，学识渊博。学莫便乎近其人。”

他敢于对学生“狠”，要求学生作业必须用繁体字书写，范文需能背诵并默写。有学生留言：“作业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是想做文字学的，真的有点吃不消。”

但更多的学生感激这份“狠”：“分数是靠考出来的，不水。认真学有高分可能。”一位学生在来信中写道，他在课堂上提到的四个词——“严谨，认真，仔细，踏实”，被自己记在笔记本上，“框起来加粗了”，并从此改变了大学的学习态度。

“优秀的学生内心是瞧不起‘乡愿’式老师的。”汪维辉说，“该‘狠’处就得‘狠’，这样反而会赢得学生的认可和尊敬。”

在AI时代，这位年近古稀的学者并不排斥技术。他会用豆包做PPT，用AI辅助翻译英文摘要。但他反复告诫学生：“AI做不了研究。一篇论文真正的价值在于你的‘新见’，你提出一个前人没发现的规律，把它论证清楚，这个是AI永远替代不了的。”

人生当自强，文科有其“无用之用”

回望自己60多年的人生，汪维辉将自己的成长之路浓缩为5个字——“人生当自强”。

“我这一生，可以说是没有虚度光阴。”他常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金句”。

经历过特殊时期基础教育的匮乏，体验过寒冬酷暑里站19个小时火车的求学路，也曾因重病住院险些与博士失之交臂。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只是“抓住每一分钟时间拼命学习”。

“人都是有惰性的，但会议、项目会逼着你往前走。”他坦言，自己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是被“逼”出来的，而根本的动力，则源于对学术纯粹的兴趣。

对于当下不时出现的“文科无用论”，汪维辉有自己的坚持。“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他举例说，发达国家其人文科学同样高度发达。“我们这么一个泱泱大国，是需要一批优秀的传统人文学科学者的。不能因为一时风气，就否定其长远价值。”

他寄语年轻学子：“要老老实实读书，打好基础。把基础打扎实了，你的后发优势是别人比不了的。”对于家乡鄞州，这片被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土地，他饱含深情。

他记得父母在此工作至退休，记得自己在望春桥边背诵《师说》的清晨，也记得和师友合作编写《阿拉宁波话》《宁波方言词典》的时光。“我常说，真正改变我命运的，是高考。而这片土地，给了我最初的文化基因和面对一切困难的韧性。”

如今，汪维辉依然忙碌。他不仅担任着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还兼任《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副主编。但他心中还有一个“自选动作”——完成一部自己满意的《〈诗经〉译注》，希望能尽可能地还原诗篇原意，“很多著名学者到了晚年，都会回归经典。这是‘经典情结’吧。”

采访最后，他题了四个字：求真务实。这是他的人生信条，也是他送给所有年轻人的寄语。从乡间走出的穷孩子，到享誉学林的语言学大家，汪维辉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最朴素的道理是求真务实，自强不息。

人物感言：

求真务实，为人为学，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真”字。

靠什么吸引学生？不是花里胡哨的技巧，而是扎扎实实的“干货”。

文科是无用之用。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人文学科就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

编辑 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