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戴朝波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他刚从西安参加完一个全国电力相关会议，风尘仆仆地走下飞机，就被本端记者“截”住了。背着双肩包，脸上带着几分长途奔波的疲惫，但一聊起家乡、聊起电力电子技术，他的眼神立刻亮了起来。

这位从宁波鄞州走出去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如今是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电力电子研究所的三级职员，更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多项标准的核心制定者。

“你们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咱们抓紧时间。”没有客套，他的访谈直接、务实，就如他30多年来在电力电子领域攻坚克难的风格。

一颗“不甘心”的种子

戴朝波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在父母的亲戚里，他都是“破天荒”的那一个。

1991年他报考合肥工业大学，在专业目录中看到“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觉得名字听起来不错，就选了。”等进了学校才知道，这个专业简称“发电”，当时是大家不太愿意去的“难兄难弟”。

但命运有时就是这么有趣——最近几年，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成了工科的王牌专业，电力电子也站上了关键技术的高地。“回头想想，真的是运气好。但运气来的时候，你得接得住它。”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相信运气，更要努力。

他的童年和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家里穷，母亲起早贪黑做草席，父亲打零工。外婆劝母亲让他早点帮家里干农活，但母亲宁愿自己吃苦，也坚持供他读书。“父母亲都只读了小学，他们吃了没文化的苦，对读书这件事格外看重。”正是这种鄞州人骨子里的“崇文重教”，用最朴素的方式，为他铺出了一条上学的路。

从村小到镇中学，再到鄞县中学，他的求学之路一步步走出了乡村。1995年，他考入电力工业部电力科学研究院（现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攻读硕士学位。导师说：“电力电子是未来，你做电力电子吧。”他就一头扎进了这个当时还很冷门的领域。

硕士期间，他遇到了第一个“过不去的坎”。实验里一个叫IGBT的元器件，门极经常短路、烧掉。他怀疑是电压太高，请教清华大学的老师也没能解决。那时国内做电力电子的人很少，资料有限，加上研究室项目多、人手少，这个课题最后停了。“我心里一直很不甘。”他说。

这份不甘，伴随他到了英国。2002年，他远赴伯明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5年，做MOSFET实验时，再次出现类似的短路故障。这一次，他没有轻易下结论，而是反复和同学、老师讨论，一点点排查。最后发现原因极其简单——散热器没有贴合紧密。那一瞬间，他一下子想起了1997年的那个难题：“应该也是散热，不是过电压。”此时，他才释然，“终于对得起1997年那个停掉的项目了。”

“这件事让我学会了两点：第一，技术问题往往出在最基础、最容易忽略的地方；第二，不怕后知后觉，就怕不知不觉。只要肯追问，当年没解开的结，后来也会成为你经验的养分。”他顿了顿，说：“这或许是我们鄞州人的一个特点：一件事没做成，心里就放不下。做事情肯定有成功和失败，失败了要认，认了再学。”

博士毕业后，他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英国太小，电力系统不会有太大投入。我留下来大概率进高校，但我数学功底略差，写文章要吃亏。再看国内，电网更新迭代非常快，电科院有很多科研经费和示范工程。回国应该能用得上。”2006年4月，他带着博士学位和一颗“想干大事”的心，回到了北京。

从实验室的波形到世界的标准

回国后，戴朝波面临的第一项硬任务，是开发大功率IGBT换流桥功率模块。工期紧、技术难度大，团队人员少且缺乏经验。公司领导急得两三天就问一次进展。

他的应对方法很简单也很“鄞州”——拼命加班。他把在英国做实验的经验应用过来，打电话向韩国同学请教，仔细核查结构设计和驱动板电路。等电路板做好，调试一次成功。“解决了这个最关键的核心难题，剩下的就只是常规工作量了。”他也很快被调到另一个部门去解决新的难题。

这种“哪里需要往哪里搬”的经历，让他完整接触了从研发到工程的链条。他先后参与了中国第一个500千伏国产可控串补工程——伊敏-冯屯工程，第一个500千伏故障电流限制器——瓶窑工程，以及世界电压等级最高、容量最大的1000千伏特高压串联补偿工程——长治-南阳-荆门工程。

这些工程解决的核心问题，让同样的输电线路，送出更多的电，而且送得更稳。“比如两条线路加装串补，输送容量可以顶三条线路。少建一条线路，不仅降低成本，还能保护自然环境。”他解释说。

在他看来，每天面对的这些波形不仅不枯燥，而且是生动而有趣的，“电力电子技术就是控制电压电流波形的。当输出的波形符合预期，我会非常高兴——这说明猜测是合适的，方案是合理的，结果是理想的。”

他的研究始终跟着国家发展的步子走。经济要发展，就要消耗更多电力；要输送更多电力，电网就得升级。而戴朝波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近年来逐渐从工程转向了标准。

2026年2月，由我国发起的《高压直流输电系统用直流滤波电容器》国际标准提案，通过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正式立项，戴朝波担任项目负责人。这意味着中国在高压直流输电这一全球能源转型的战略技术领域，正在填补一项国际标准空白。他坦言：“这是我这辈子最高兴、最有成就感的事。”标准计划2029年正式出版，他深感责任重大。

担任IEC标准项目负责人，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头衔。“你要组织全球多个国家的专家一起讨论，字斟句酌地编写标准。各国利益不同，技术路线也有分歧，你得把大家拢到一起，达成共识。这是沉甸甸的责任。”但他认为，中国直流输电工程最多、经验最丰富，无论是国内厂家还是西门子、ABB等国际公司都深度参与了中国项目，“我们有责任把经验贡献出来，推动行业往前走。”

除了IEC，他还担任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参与多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编制。

一路走来也有遗憾。2017年，他参与的《特高压串联补偿装置》项目申报国家技术发明奖，最终未成功。“那是这辈子离国家奖最近的一次，遗憾了很久。但能参与那样一个世界级工程，本身就是幸运。奖项没拿到，技术却实实在在地落地了，到今天还在为国家的电力能源输送做贡献，算是把论文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

家乡的根与未来的光

虽然常年在北京工作，但戴朝波对家乡的关注从未减少，“从上大学到现在，平均两三年才回一次家，每次回去都觉得既亲切又陌生。”

2017年，他参加在宁波举办的“中国第三代半导体产业发展高峰论坛”，走在鄞州区的街头，高楼林立、道路宽阔，几乎认不出小时候记忆里的鄞县。

让他印象更深的是教育的变化。他读高中时，知道的本地大学只有宁波大学和宁波师范学院；后来有了宁波诺丁汉大学；再后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也建起来了，由宁波籍企业家捐资兴办。“高水平大学的出现，一是让宁波的发展更有后劲——没有研发和人才支撑的发展很难持续；二是让宁波的孩子在家门口就有更多、更好的选择。”

看到家乡越来越现代化、越来越重视教育和科技，他心里很踏实，也很自豪，“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读书。这是我父母那一辈鄞州人最朴实的信念。”这份恩情，他一直用努力工作来回报。

读博士时，他曾想过放弃。语言不通、环境陌生、导师要求严苛，又听说不少师兄师姐没能毕业。支撑他坚持下来的是三点：一是不喜欢半途而废；二是身边同学的鼓励；三是“底线勇气”。“我想，就算最后拿不到学位，难道我就活不下去了吗？不至于。大不了回宁波，总有一口饭吃。”正是这种鄞州人“不轻易认输，但也不会把自己逼到死胡同里”的性格，让他熬过了那段艰难时光。

如今，戴朝波思考的已是更长远的问题。在能源变革的大背景下，传统同步发电机逐步退出，光伏、风电大规模接入，电网的电压、频率、惯量由谁来提供？“传统的光伏、风电只管发电，不干那些‘额外的活’。当大部分同步发电机退出了，调节电压、调节频率、提供惯量这些活该谁干？”他正在研究的，就是如何用电力电子技术接住这些活，让电网在新能源时代依然安全稳定。

“相信运气，更要努力。”他再次提到了这句话，“运气来了你得接得住，而能接住的唯一办法，就是平日里一点一滴的积累和不放弃。”

他提起硕士时那个停掉的项目，又提起博士时解开的谜题，仿佛在说一个关于时间和坚持的寓言：一个普通人的努力，可以在时代的电网中，留下一道属于自己的光亮。而这束光，最终也会照亮他出发的地方。

人物感言

相信运气，更要努力。

一件事没做成，心里就放不下。

不怕后知后觉，就怕不知不觉。

编辑 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