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免票开放，持续成全国关注的热点。

人们在欣赏摩崖石刻与古寺禅韵时，或许不曾想到，眼前的风景早已与一座名叫鄞县的古邑，结下了绵延千载、穿越时空的不解之缘。

这是一条由诗歌、篆刻、墨宝与禅思共同编织的文化纽带，将湖山之秀与东海之阔悄然相连。

今天，就让我们追随几位鄞县“过客”和鄞县人的足迹，揭开这段封存于山水与时光深处的文脉故事。

一

飞来峰下，冷泉溪畔，“冷泉亭”三字，凝聚着白居易与苏东坡两位唐宋文豪的笔墨。

就在这文气氤氲之地不远处，另一位与鄞县息息相关的人物，留下了更为振聋发聩的诗篇。

公元1050年夏，而立之年的王安石结束了在鄞县的三年知县任期，北归途中登临飞来峰。面对眼前景象，他挥笔写下：“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千古名句，气象雄浑，志存高远。然而，这“最高层”的视野与底气，并非凭空而来，其根基正深深扎在鄞县的沃土之中。

三年前，年轻的王安石初至鄞县。他深入乡野，勘察水利，写下了著名的《鄞县经游记》；他兴修工程，创办县学，将理论与实践结合。鄞县，成了这位未来改革家最宝贵的“政治实验室”。

正是这三年务实为民的基层淬炼，沉淀为他胸中的丘壑与担当。因此，当他站在飞来峰顶时，那穿透“浮云”的目光，既望向了帝国的政治中枢，也深情回望着在鄞县砥砺成长的来路。

飞来峰的开阔，给了他诗情的翅膀；而鄞县的土地，则赋予了他翅膀的力量。这首《登飞来峰》成为一代名臣王安石从地方走向中央、以实干擘画宏大蓝图的精神宣言，也激励着后人在人生的“飞来峰”上不畏艰险，勇敢眺望远方。

二

在游人罕至的香林洞旁，有一方名为“路公弼等题名”的北宋篆书摩崖：路公弼、翁端朝、傅国华、容吉老、麦公明、孟子与、徐明叔，宣和五年夏四月己亥同来。字大如掌，庄重古朴。

这方看似寻常的题记，却像一枚历史的“钤印”，印证着飞来峰与古代东方大港——明州（鄞县所在州府）的深厚渊源。

北宋为对抗北方的契丹（辽）政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宣和五年（1123），给事中路允迪（字公弼）奉命率使团出使高丽。使团南下抵达明州，在此换乘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万斛神舟”——“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和“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携六艘海舟，运载着昂贵的国礼，扬帆渡海前往高丽。途经杭州时，在杭州知州翁彦国（字端朝）亲自作陪下游览飞来峰，并留下了这方题名石刻。

使团中有一位关键人物——提辖人船礼物官徐兢。他不仅是题名者之一，更在完成使命后，撰写了被誉为“外交实录”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他以“巍如山岳，浮动波上”赞叹明州建造的巨舰，至高丽“观者如堵墙”，并留下了中国最早关于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明确记载。这方石刻，正是这次彪炳史册的航海壮举在出发前的重要见证。

尤为珍贵的是，据学者考证，这方篆书题刻很可能出自徐兢本人手笔。徐兢书画双绝，尤精篆法，深得宋徽宗赏识，然其真迹几乎湮没于历史。因此，这方摩崖极有可能是他存世的唯一书法孤品。

一方石，记录了一次国家使命的起点；几行字，凝结了一段海上丝路的辉煌，更意外地保存了一位艺术天才的绝世笔锋。

三

时光流转至现代，一位鄞县人的笔墨，成为了灵隐寺显眼的文化地标。

步入灵隐寺，高悬于大殿之上的“大雄宝殿”四字巨匾，气势恢宏，力透乾坤。题写者，正是被誉为“海内榜书第一”的鄞县书法泰斗沙孟海先生。

这块匾额背后，有一段与时代风雨相关的故事。1955年，沙孟海为重修的灵隐寺题写“大雄宝殿”匾额（8.4 米巨匾），以颜体楷书强化庙堂气象，被誉为“海内榜书第一”。当时，他是把三支楂笔扎起来，铺纸地面，移步俯写完成。

但原落款“沙文若”（沙孟海本名）一度被抹去。直至1970年，周恩来总理陪同外宾参观时发现问题，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名家墨宝的尊严得以恢复。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灵隐寺再一次整修。1987年，时年88岁的沙老再度挥毫，重书此匾。据友人回忆，用的笔是湖州笔厂特制的。每字有四张八仙桌那么大，书写好后放在房间内，笔划过处墨汁如注，数日方干，其艰辛与匠心可见一斑。

这四个字，已不仅是书法艺术的高峰，也是一份鄞县人文化风骨的象征。它与寺内另一位鄞县高僧——南宋时曾住持灵隐、后又中兴天童寺的宏智正觉禅师一样，将鄞县的文化精神，深深烙在了这片佛国净土之中。

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正觉禅师受诏住持灵隐寺。此前，受郡守之请，正觉禅师住持天童禅寺。不久，再还天童禅寺。于天童前后三十年，正觉禅师提倡“默照”禅风，追随者数以千计，且“寺屋几千间，无不新者”，时人誉为“天童中兴之祖”，世称“天童正觉”。卒后，高宗诏谥“宏智禅师”号。

免票政策，打开了山水的大门，让更多人得以走进这历史的现场。然而，最珍贵的门票，并非纸券，而是对文化的认知与敬意。

山川不吝分享风景，而文化，永远在等待能与它共鸣的人。 

见习编辑 王静倩 校对 陈丹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