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多年前的明州鄞县，走出了一位在南宋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史浩。提及他，今人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一门三宰相”的显赫，或是他身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荣耀。

然而，对于鄞州而言，史浩留给后世最厚重的遗产，并非那顶宰相的冠冕，而是他在起伏仕途中一以贯之的为政之道。

当朝野上下力主恢复中原时，他选择务实，不为虚名所动；当身居权力之巅时，他选择宽厚，举荐不避怨仇；当治理一方百姓时，他选择民生，雪中送炭胜于锦上添花。

今天重读史浩，是希望能从这位800年前的乡贤身上，汲取穿越时空的历史力量。

一

史浩的政绩观，首先体现在他对“何为真正的功业”的清醒认知上。

南宋孝宗时期，朝廷上下最动听的词语莫过于“恢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张浚雄心勃勃主张北伐，一时群情激昂，似乎只要一战便能雪靖康之耻。

在此氛围中，史浩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贸然出兵。为此，他被主战派贴上“怯战”甚至“主和”的标签，并最终被弹劾罢相，十三年不被召见。

史浩真的不想收复河山吗？非也。他上奏道：“首先是准备防御，这是良好的规划。假如听信浅薄无谋的人，发动不经训练的军队，说这就是恢复大业，怎么可以呢？”

在他看来，如果为迎合上意、博取个人功名而仓促开战，将数十万生灵推入战争泥潭，才是最大的罪过。

他深知，没有准备的豪赌，是对民力的最大挥霍。他主张从现实出发，不打毫无胜算之仗，只有做到“内修政事，外固疆域，上收人才，下裕民力”，待十年之后“事力既备”，方可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后来的隆兴北伐以惨败告终，“符离军溃，国家数十年所积资械，荡然无余”，南宋一蹶不振。史浩这种看似“保守”的政绩观，被历史证明是一种更深沉的远见。

更难得的是，史浩晚年复相后，面对孝宗因募兵冲突欲处死市民陆庆童，他再次挺身力争：“挑起事端的是军人，按军法处置本是应当。如果是市井之人只是与军人对抗争斗而已，能一并处罚吗？”

当孝宗怒斥他“比朕为秦二世”时，史浩仍从容进言，引用《尚书》中“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古语，只为守住“不滥杀无辜”这条底线：“自古以来，百姓对统治者不满的情况太多了，‘太阳什么时候才会灭亡，我要与你一同死去’，这难道只是秦二世时期的事情吗？”

对史浩而言，为官的价值，不在朝堂的附和声中，而在举朝狂热时守住务实的那份清醒——哪怕为此付出罢相的代价。

二

史浩的政绩观，还体现在他对“何为大事”的朴素判断上——他更愿意做那些看不见、却实实在在温暖人心的“潜绩”。

孝宗即位之初，史浩便首言“赵鼎、李光之无罪，岳飞之久冤，宜复其官爵，禄其子孙”。在当时，为岳飞翻案不仅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更是对高宗朝既定政策的修正。史浩此举，不只在还岳飞一人清白，更在抚慰天下士民之心，匡扶那摇摇欲坠的世间公道。这份政绩，看不见城池楼阁，却能重建民心。

更值得鄞州人自豪的是，家乡人民没有忘记这段历史。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在东钱湖谷子湖的瓜屿上，乡人集资建起了岳鄂王庙，以纪念岳飞，也感念史浩及其孙辈史嵩之等人在为岳飞平反、联蒙灭金等历史事件中的功绩。这座庙宇历经元明清兴废，至今仍矗立在东钱湖畔，庙内悬挂着“还我河山”匾额，以及扬州八怪之一金农所书的“赞化襄勤”匾额。

岳飞冤案平反后封为鄂王，东钱湖百姓便用这一方祠庙，将史浩的公道与岳飞的忠魂，一同供奉在湖光山色之中。

乾道四年（1168年），史浩出知绍兴府。他并未大拆大建搞排场，而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捐俸置良田两千余亩，创立“义田”，资助贫不能葬、嫁不能娶的士族后裔。据绍兴地方志记载，每年可以为数百人提供生活救济。

他将义田附于州学，委托专人管理，并将规约刻于石碑，以传之久远。这种“义田”模式，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慈善史上的重要一笔。

他在绍兴还整治湖田水患、奏免湖田粮赋、兴建贡院，百姓感其恩德，立“彰德祠”以祀。

此后，史浩赴任福州，修筑自栖霞岭至水口780余里山路，葬弃置野外的“旅梓以千万计”，又辟官舍以盖贡闱，设义庄救济贫苦的孕妇。

这些事，未必载入朝廷的功绩簿，却写在寒门学子重燃希望的心头，写在那些孤寡老人、贫苦孕妇被接住的泪眼里，刻在了百姓的心坎上。

三

史浩的政绩观，最终归结于他为官的底色——“至公”。

他曾推荐因诋毁自己而交恶的莫济掌管内制，也曾推荐状告自己的王十朋。王十朋弹劾史浩，列举其“怀奸、误国、植党、盗权、忌言、蔽贤、欺君、讪上”八大罪状，字字如刀。然而，史浩并不介怀。

在举荐陈之茂时，孝宗不解地提醒史浩，陈之茂曾诋毁过他，为何以德报怨？史浩的回答穿越千年依然掷地有声：“臣不知有怨，若以为怨而以德报之，是有心也。”

更令人感佩的是，他对人才的举荐，从不因对方与自己政见相左而动摇。诗人陆游力主北伐，与史浩政见不合，后来因获罪外放，史浩入朝后仍举荐陆游出任福州决曹；理学家朱熹在朝时曾激烈抨击史浩及其门人，史浩不计前嫌，举荐朱熹出任知南康军，使其在仕途沉寂多年后东山再起。这份胸襟，至今读来依然动人。

在晚年归乡前，史浩还从小官中推荐了15位江浙之士，其中包括陆九渊、叶适、袁燮、杨简——这四人后来都成为名重一时的宋儒、朝廷重臣。

主战派叶适后来在祭文中由衷感叹：“我不知公，公亦荐我。”素未谋面、素无交情，只因才华被看见，便得以施展抱负。

可以说，史浩一生为国举才，不计其数，堪称‘唯才是举’。”

他不仅在举贤时秉持公心，在谏诤时同样如此。当孝宗流露出对大臣“过于忠厚”的不满时，史浩进谏：“诛戮大臣，秦汉法也……臣恐议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归过祖宗，不可不审也。”他深知，宰相的政绩不在于讨得君王一时欢心，而在于为国家守住底线、为后世培育清明的政治生态。

史浩晚年归隐鄞县西湖（今宁波月湖），建阁珍藏宋孝宗、宋光宗赐给他的御书。孝宗感念史浩一生忠诚、宽厚、公心，亲笔题写 “明良庆会” 四字匾额。

史浩卒年八十九，谥“文惠”，宁宗御书神道碑额“纯诚厚德元老之碑”——以六字，盖棺其一生。2002年，鄞州东钱湖镇横街村出土此碑残件，可见“纯”“元老”等字。

纵观史浩的一生，或许没有开疆拓土的赫赫战功，但他用自己的选择告诉后人：真正的政绩，不是欺世盗名的“显绩”，而是泽被后人的“潜绩”；不是取悦上意的表演，而是对民生的悲悯，对公道的坚守。

800多年过去，月湖水依旧，东钱湖的岳鄂王庙的飞檐仍倒映在波光之中。站在今天的鄞州回望史浩，我们寻找的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圣贤，而是一种可以薪火相传的为官之道。那些他为百姓做的事，为公道发的声，为后人铺的路，终将如这湖水一般，在历史的回响中，被一代代人久久传唱。

编辑 袁 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