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多年前，月湖畔碧沚书院，开讲的先生人到中年，围绕着“人心自明，人心自灵”的观点，感喟不已：“人心本正，起而为意而后昏，不起不昏。”

他就是南宋著名心学大师杨简。他说，每个人的本心都是清明善良的，之所以有种种不善的行为，是因为各种私心杂念蒙蔽了本心。

他在心学思想上接续了陆九渊的“发明本心”，启示了王阳明的“致良知”，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代宗师。

仕途：受百姓爱戴的地方官

在杨简那个时代，活到85岁，绝对属于罕见的高寿，同时他也是活到老干到老的典范，一直到去世前一年才从“宝谟阁学士、太中大夫”职位上退休。

尽管属于活不多的轻松工作，在古代，那样的高龄致仕，就很令人肃然起敬了。

漫长人生，杨简不算历经大风大浪，至少也在浮浮沉沉。

出道很早，25岁中进士，在富阳当主簿，5年后因为母亲去世而丁忧回家。

后来又当过绍兴府司理参军、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等职，等成为饶州乐平的知县时，已经51岁。经过18年起起落落，在不同岗位贬谪、辗转，回家讲学著述，成为温州知府时，杨简已69岁。

杨简在地方当地方官的时间不长，却在宋史等文献里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为官清廉，爱民为民，改革创新，注重文化与教育。

他调任绍兴府司理参军，处事不偏不倚，务求执法公正，不屈权势，曾为了一个本身无错，却不知何故得罪统帅的府吏，面对愤怒的上司，不卑不亢，据理力争。

在乐平县当县令的两年里，他整治民间诉讼较多的风气，同时兴建讲堂，通过文化和教育改善民风。据相关记载，当地有两名问题少年，时常祸害百姓，杨简把他们抓起来，一点点给他们分析福祸利害，两名少年幡然醒悟，希望为自己赎罪。

在杨简的治理下，乐平县的人都以诉讼为耻，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百姓称他为“杨父”。

在温州当知府的两年，百姓口碑更是蒸蒸日上。

他废除妓籍，尊重贤能之士，当地有权势大户家的宅院，阻碍了官家河道，给百姓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杨简便下令将宅院拆除，百姓十分高兴，把这条河称为“杨公河”。当地百姓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他，将他的画像供奉起来。他离任时，全城的百姓扶老携幼，在道路两旁哭着为他送行。

像很多古代清官廉吏那样，杨简生活十分俭朴，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常以“我岂敢用百姓的膏血自肥”警醒自己。

讲学：倡导止恶扬善，“人心即道”

心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流派，主张“心即理”，认为宇宙间的万物皆由心所生，心是宇宙的本原。

陆九渊（1139——1192）是南宋时与朱熹齐名的哲学家，他提出了“发明本心”“心即理”等心学思想。通俗点说就是，他认为人先天所具有的道德本心之所以未能显现、扩展，是因为被外界的物欲所引诱，为自身的偏执、自以为是所蒙蔽，因此道德修养的过程就是对纯善的本心自我认识和自我发现。

在心学这一赛道上，陆九渊显然比杨简先行了一步，事实上，他只比杨简大了两岁，中进士还比杨简晚，且在过知天命之年后没多久离世。但这一点没影响杨简将他当作自己的老师。

就是陆九渊中进士那一年，回老家时路过富阳，杨简去拜谒，两人在一起呆了半个月，交流学问，越谈越投机，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对杨简很有启发，他因此持弟子之礼以待，成了传承人。

梳理一下杨简的讲学活动，与他的仕途生涯交替与并行。比如他刚出道，在富阳当主簿，掌管文书、教化，他自己就每天讲学，还跟县令商定，由官府出资补贴读书人，稍懂文理之人即可收入县学，这才有了“文风益振”。

后来回家乡服丧期间，受史浩聘请，在月湖畔的碧沚书院，从学者有鄞县人史弥忠、史弥远、史弥坚、史弥巩、史弥林、史弥圣、史守之、史嵩之及陈埙等。一长串在史料文献里留下记载的名单。

他的这一讲学活动，又牵出一个叫四明学派的团体，以及“甬上淳熙四先生”的名号。四明学派，主要指中国南宋时期的一个儒家学术派别，以传承陆九渊心学为宗旨，以尊德性为目的，“甬上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就是四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他们集中在月湖一带讲学授课，杨简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

杨简讲学活动还在他后来主政乐平县时，见学宫“陋甚危朽”，于是集款修葺，并定期赴学宫讲学，欲使邑人“皆为君子”。

最漫长的著述讲学生涯，是他在替得罪权贵的人鸣冤以及奏言不合时宜而一次次被贬的10余年里。

杨简讲学的目的，正如自己立志成为圣贤一样，希望所有人都成为君子。

作为陆九渊的弟子，杨简从本体论、工夫论等多个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陆氏学说，扩大了心学的影响力。在杨简的学术体系中，“知止”是一个重要内容。他认为人人皆具有正直向善、圆完自足的“本心”，而“恶”皆缘起于“意”，因此要时时“反观”，止恶扬善。杨简构建了一套“知止”工夫论，并将其运用于道德实践。

杨简一生著述丰富，《甲稿》《乙稿》《冠记》《昏记》等30种，现存的作品中以《慈湖遗书》最为重要。

言事：践行“心学”思想，怀忧国忧民之心

在陆九渊“心即理”的基础上，杨简提出的是“心即道”，他说：“道在人心，人心即道”，认为人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道德水平和人的完善程度，都是由心所决定的。

而他自己在对道德本心的坚守上，体现了“知行合一”。比如他总是说“圣人藏身之道，惟以礼而已矣”，为官一方，他的理念是“务以德化感人，民日悦服。”

他跟朱熹也有交集，朱熹担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曾将一个案件委托杨简办理，杨简还曾协助朱熹在慈溪的赈灾工作。朱熹去任前，举荐杨简，称其“学能知己，材可及人”。这样的评价已经是很高了。

当时的南宋，内忧外患的局面日益加剧，杨简出于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提出了各种社会改革主张。

他认为，德在人心，天下同此一心，非君王所独有，但治道之机却总于君王一心，故首先应发明君心，然后利用礼、乐、刑、政等手段，使君王自有之本心感化百姓自有之善心，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还认为，国家治乱安危的关键在近臣，所谓“近治而后远治，近臣贤而后远臣贤”，同时主张讲筵官应该选择有道盛德之士，内侍也应该选择忠信秉正之士。

他还建议把对道德的考量融入科举中，认为科举制以考试成绩作为取士的唯一标准，只看成绩而忽略德行，此可谓科举制之最大弊端，他建议恢复三代的“乡举里选”之制，注重考查“实德实行”。

杨简的这些社会改革思想与他的学术宗旨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杨简的一生，是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践行，他的忧国忧民、注重教育、关心百姓疾苦、坚守本心，以及著述讲学，传承文脉，都体现了这位著名大儒的精神光芒。

编辑 崔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