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小学生人手一本的《新华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更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最受欢迎的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殊荣。

你可知道，这家百年出版巨擘的背后，站着一位从宁波鄞县走出的排字工？他叫鲍咸昌，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100年前，正是他用毕生心血，搭建起了书籍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从排字工到商务拓荒者

鲍咸昌的出版梦，根植于鄞县的书香沃土。

早在清嘉庆年间，鄞县三桥鲍家与慈溪乍山严家便联合创办了汲绠斋书局，附设作坊刻印古籍，曾为宁波五大书局之首。据载，清代宁波道台、知府等官宦常青衣小帽、轻车简从，亲自到汲绠斋选购图书；入学儒生、候考童生，也喜欢来此购书看书，可以说是当时宁波文艺青年必去的网红书店。

三桥鲍家的书香气息，就这样浸润着一代又一代族人。1864年，鲍咸昌便出生在这个与书结缘的鄞县家庭中。

鲍咸昌是家中次子，父亲鲍哲才早年在浙江省最早的男子洋学堂——宁波崇信书院攻读，毕业后到上海担任沪南清心堂牧师，并参与开办清心小学，后扩充为清心中学。

鲍咸昌11岁进入上海清心学堂半工半读，学习普通学科和排印技术。21岁毕业后，进入美华书馆当学徒，满师后成为英文排字工。美华书馆是当时上海设备最齐、规模最大的出版印刷机构，其前身为1845年开设在宁波江北的华花圣经书房。

19世纪末的上海，中西文化激荡，印刷业却被外资垄断，民族产业举步维艰。“你们几个为何不合伙搞一个自己的印刷所呢？”鲍咸昌丈母娘说。

1896年春，在上海三洋泾桥旁的一家小茶馆楼上，均在洋人办的报馆、印书馆工作的鲍咸昌与其兄鲍咸恩、妹夫夏瑞芳及高凤池商议，决定集资创办印书馆。每股500银元，共招股3750银元，鲍氏兄弟及夏瑞芳各占1股。几人还曾专程赴日本考察印刷业并订购机器设备。

次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正式开张，公推夏瑞芳任经理，鲍咸昌负责印刷事务。馆名出自鲍家大姐之手——她仿照当时美华印书馆的名称，给这家新开张的小印刷作坊取名为“商务印书馆”。

四名创办人各有分工：鲍咸恩、鲍咸昌兄弟精通印刷技术，主管印刷业务，是商务印书馆的“后方基地”；夏瑞芳则凭借过人的经营才干，主要负责开拓市场、延揽人才，是商务印书馆的“对外总指挥”。这种“内行主内、干练主外”的组合，成为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功的关键。

创业之初，这个小型印刷作坊仅有脚踏架、自来墨手扳机各3部，三号摇架2部，招收工人约10人，以接印外商商务文件为主。鲍咸昌主管印刷部，工场规则仿欧美成法。草创初期，他亲自动手排字和印刷，与兄长鲍咸恩一起推进铅印、石印等新方法的探索和实验，为提高印刷品质量做出贡献。其中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本中英文对照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不断再版，商务印书馆自此逐渐形成读者群意识。

创办时，鲍氏兄弟还向家乡的汲绠斋求援，汲绠斋即选派熟练的印刷工人前去支援。因为这种特殊的历史渊源，汲绠斋后来便成为商务印书馆在宁波的特约经销处，向宁波各县书店提供教科书。宁波博物馆布展的汲绠斋就竖着一块牌子：上海商务印书馆经销处。

1900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在国内采用纸型印书技术；1904年，首次使用著作权印花——这两项举措均属我国印刷出版史上首创。

1910年，兄长鲍咸恩去世，鲍咸昌接任印刷所所长。精通业务的他，将全所分设管理、生产、制造三部，使各司其职又互相协作，并重奖印刷技术改进和发明者。

1913年，鲍咸昌专程赴欧美、日本考察印刷技术和业务，回国后率先引入珂罗版、雕刻铜版、照相锌版等先进印刷技术。1915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引进彩色胶印机。1916年，其书籍印刷品获美国费城博览会甲等大奖。1927年，由商务发明的第一台中文打字机荣获伦敦万国博览会大奖。 

从印刷厂到亚洲最大出版机构

1920年4月，鲍咸昌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兼任印刷所所长，带领企业走上发展快车道，商务印书馆由此成为与北京大学并称“中国近代文化双子星”的出版重镇，一个在二十世纪初便已奠定中国现代文化基石的传奇机构。

鲍咸昌执掌商务印书馆期间，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始终与他密切配合——张元济。张元济先后担任董事会主席、监理等职，两人“一文一印”，共同支撑起商务印书馆的黄金十年。

在这十年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世界丛书》《百科小丛书》《四部丛刊初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综合英汉大辞典》《科学大纲》等一大批权威工具书及名著。

鲍咸昌任职期间，在编译所建设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深知出版事业的根基在于人才，力主聘请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进馆。1921年，经胡适推荐，王云五被聘为编译所副所长，不久后任所长，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大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并按照新学科的门类重组编译所各部门，整顿人员。王云五任职期间还发明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和四角号码检字法，影响深远。

商务印书馆还聘请了郑振铎、叶圣陶、周建人、顾颉刚等文化名家，以及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周昌寿、郑贞文、竺可桢等专家学者入馆任职。这些人才的引进，极大提升了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能力和文化视野。

在鲍咸昌主导下，商务印书馆并创办了《儿童世界》《儿童画报》《小说世界》《自然界》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期刊杂志。

与此同时，鲍咸昌还创办上海国语师范学校、励志夜校和印刷工艺学校，在香港设立印刷局，将涵芬楼改组为东方图书馆并正式对外开放。东方图书馆被誉为“亚洲第一图书馆”，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为宗旨，在促进民族觉醒、提高国民素质、繁荣学术文化、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贡献卓著。

从一家小小的印刷作坊，商务印书馆一跃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炮火前，其资产总值达2000万元，开办35年增值5300多倍。

但创业之路从来不平坦，其间辛苦与凶险，外人难以体会。1924年秋天的一个早晨，鲍咸昌出门上班遭遇绑匪，匪徒劫持鲍咸昌上车后疾驰而去。途中，他乘机跃出车外，虽左臂受伤，但终于脱险。

鲍咸昌伤愈之后，落下了气喘的毛病，但即便身体大不如前，他也从未因此懈怠半分，依旧每日早出晚归，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上。 

从实业救国到“天下公器”

 鲍咸昌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出版家，更是一位胸襟开阔的慈善家。纵观他的一生，“乐善好施，心系天下”是贯穿始终的信条。

他一向生活节俭，平日不事奢华。但每有积余，便倾力赞助社会慈善事业，从不吝啬。他常说：“金钱之效，贵在流通，苟有余资，自当补助公益事。”

他的慈善理念侧重于教育兴邦与反哺桑梓。早年间，他与兄长鲍咸恩便曾参与创办上海龙华孤儿院。在两人主导下，捐巨资创立上海江湾孤儿院，为无数流离失所的孤儿提供了安身之所和受教育的机会。他还出资在上海窦乐安路兴建鸿德堂，对商务印书馆所设的尚公学校、养真幼稚园及闸北救火会等，进行资助。其女儿鲍凤菊曾主持过养真幼稚园，对商务职工子女教育和闸北堂事务也作出不少贡献。

与此同时，鲍咸昌对家乡鄞县的公益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忱。他不仅出资在鄞县兴办义务学校，让穷苦人家的孩子也能读书识字；他还心系乡梓交通，捐资建造了通济桥，便利乡民往来。

1929年11月9日，鲍咸昌在上海病逝，享年六十五岁。他用一生诠释了何为“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八个字，刻进了商务印书馆的骨髓，也刻进了中国近代出版史的丰碑。

编辑 叶维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