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吗，你吃的不少抗流感药、抗癌药里，可能都藏着一个叫“嘧啶”的东西。嘧啶是什么？说白了，就是DNA和RNA里记录遗传密码的碱基之一。没有它，生命连复制都做不到。

这听起来好像有点玄，可正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分子骨架，撑起了今天市面上大量抗病毒药、抗癌药的药效。嘧啶环就像一颗心脏，藏在药片里，默默地跳动着。

很少有人知道，这颗“心脏”是怎么在中国扎根的。一百多年前，一个鄞县人把自己一辈子的人生课题，定在了这上头。他叫纪育沣，后来学界的后辈们尊称他为“中国嘧啶之父”，与童第周一起成为中国首批学部委员的鄞籍科学家。

5月18日，是纪育沣逝世44周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走近这位国之骄子。

从鄞县少年到嘧啶奠基人

纪育沣12岁那年，父亲把他叫到跟前：“家里的生意，以后要靠你了。”少年没吭声，转身回了自己房间。桌上摊着一本从学堂借来的《化学鉴原》——那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世上的东西都可以分解成元素。他决定不子承父业，而是学化学。

1916年，他从宁波效实中学旧制第三届肄业，考进上海沪江大学化学系。那年头，宁波人走南闯北做生意的多，学化学的少。纪育沣一头扎进实验室，跟分子打起了交道。

1921年大学毕业，他坐船去了美国。先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1923年拿到硕士学位。1926年又去了耶鲁。这回他拜在T.B.约翰逊教授门下——约翰逊是当时世界上研究嘧啶化学最权威的人。1928年，纪育沣完成博士论文《2-乙巯基-6-硫氰基嘧啶重排研究》，取得耶鲁的博士学位。

导师开出高薪想留他，纪育沣没接，收拾行李回了国。回国干什么？研究冷门分子嘧啶。那时全世界也没几个人知道它。

他把嘧啶从冷板凳变成地基。从硫氰基嘧啶的重排反应入手，又摸清了过氧化氢跟巯基嘧啶怎么反应，还弄懂了胺和肼跟2-甲巯基嘧啶怎么作用。他亲手合成了一百多种嘧啶衍生物，像侦探一样，把三类反应的前因后果理得清清楚楚。

第一类，分子的“变形记”。给硫氰基嘧啶加热，它就像变形金刚，原子一个没少，连接顺序却变了。纪先生写下了“什么时候变、变完什么样”的说明书。后来的人想搭建复杂药物分子，就能照着操作。

第二类，分子的“生锈”过程。铁生锈、苹果变黄，都是氧化。纪先生发现，含硫的嘧啶遇到双氧水，会先让两个分子手拉手，如果双氧水够猛，就锈得更彻底。很多药物里都有这种“容易生锈”的硫原子，搞清这个过程，才能设计出更稳定的药。

第三类，分子的“换舞伴”。每个分子手里都牵着一个小伙伴叫“甲巯基”。如果请来胺或肼，它们会推开原来的伙伴，自己牵起手来。这个“换舞伴”特别容易，像万能插座。药物化学家想给嘧啶分子换上不同基团，就用这把“万能钥匙”。

就这样，纪育沣把嘧啶化学从“没人要”变成了“少不了”。现在，昂拉地韦片、抗癌药、抗病毒药……好多种药的分子里，都跳动着嘧啶这颗“心脏”。纪育沣当年在破旧实验台前攒下的成果，如今正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

不只嘧啶：治病的药、吃饭的账、科研的灶

纪育沣不只会摆弄分子的骨架。他还要回答几个更接地气的问题：中药凭什么管用？中国人该吃什么？科研拿什么起步？

第一个，用化学给中草药做CT。柴胡、贝母、钩吻、前胡、淫羊藿……这些药材用了上千年，可到底哪个成分在起作用？没人说得清。纪育沣是国内最早用化学方法研究中草药的人之一。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想给老祖宗的药材库“摸个底”。紫苏、鸢尾、前胡、柴胡、大齿独活、淫羊藿、贝母、钩吻、烟草——他一样一样搬进实验室，分离、提纯、鉴定。从独活里弄出几种结晶，从淫羊藿里搞出黄酮苷。这就像给老中药做了一次化学CT。从此，柴胡挥发油、贝母生物碱、钩吻活性成分都有了科学的化学定义。

以前说“柴胡疏肝”“贝母止咳”，都是经验之谈，药材里头到底谁在干活儿，没人说得准。纪育沣把它们一一拎了出来，让这些成分头一回有了科学的化学身份。后来人再研究这些中药，都绕不开他铺下的第一块砖。用现在的话讲，这就是用现代科学为中医药“正名”。

第二个，给中国人的营养把脉。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吃饭是第一等大事。可那时候，大家对营养还“一抹黑”，吃蔬菜为啥？鱼肉里藏了啥好东西？没人说得清。纪育沣琢磨，得先给中国人的“吃”摸个底。他捣鼓出一套测定维C的方法，用现在的话讲，就是“简单粗暴又管用”。方法有了，他就撸起袖子干：对着120多种中国人常吃的食材，大白菜、猪肉、橘子、中草药……一样一样测，把维C含量查了个底儿掉。这些数据，成了新中国营养学最早的一份“家底账”。有了这笔账，后来的营养学家才知道该推荐老百姓多吃什么、怎么补。

不止于此。他还带队合成过抗疟疾的药、抗血吸虫病的药，搞定了维生素B1的全合成，还为此专门写了书。在那个连基础药都得看外国人脸色的年代，纪育沣他们那一辈人，硬是用自己的双手，一样一样地把“中国造”给做了出来。

第三个，给中国人的科研搭灶台。1958年，纪育沣当上了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的副所长。这个官儿不大，可里头有桩顶要紧的事。

那时候中国的化学试剂几乎是一片空白，连最基础的嘧啶、嘌呤、氨基酸试剂都得看外国人的脸色——就像自己家要开伙，锅碗瓢盆却全攥在别人手里。1956年，国家把“化学试剂研制”列为“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中57项重大任务之一，就是要砸碎这副锁链。

纪育沣就是带着这样的使命走马上任的。他一生都在跟嘧啶、氨基酸这些“基础零件”打交道，正好派上了用场。他带着团队从零开始，对20多种基本氨基酸的研制，一项一项给出具体指导。哪种工艺能提纯，哪个步骤能降低成本，他全都门儿清。

这些活儿虽不起眼，但所有科研都得靠它们。搞“两弹一星”要用，搞医药要用，搞农业育种也要用。纪育沣就像一个在后台默默搭灶台的人，灶台搭好了，前面的人才能炒菜做饭。正是这代人一步一个脚印，才让中国从试剂依赖进口，一路成长为全球化学试剂供应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

鄞县走出的首批学部委员

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学部正式成立，全国233位顶尖学者受聘为首批学部委员。这是中国院士制度的起点。入选的人里头，有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这些后来家喻户晓的名字，也有咱们鄞县人——童第周、纪育沣、章名涛。

三个鄞县人，同时站上了新中国科学的最高领奖台。放眼全国，一个县能出三个首届院士，少之又少。

更难得的是，这三个人里，童第周和纪育沣都是土生土长的鄞州人。童第周，实验胚胎学的开山鼻祖，中国“克隆”技术的先行者。纪育沣，中国嘧啶研究的奠基人。章名涛，清华电机系的元老，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电机学》教材。三个人，三座大山，给鄞州的科学传统打了个漂亮的开场。

从那以后，宁波就像开了挂，院士一个接一个冒出来。截至目前，甬籍院士总数已达122人，稳坐全国地级市头把交椅。而鄞州一区就贡献了45位，占了全市三分之一多。“院士之乡”这块牌子，就是从这第一批三位鄞籍学部委员手里传下来的。

1982年5月18日，纪育沣在北京病逝，享年83岁。他走的时候，没留下什么钱财。留下的，是一百多种嘧啶衍生物，是一百多份动植物维C数据，是二十多种氨基酸的研制方案——还有那一代科学家身上那股子“认准了就不回头”的劲儿。

从鄞县老宅到北京实验室，从百年前的嘧啶试管到今天的抗流感新药，这条路，纪育沣走了一辈子。最冷门的基础研究，往往能长出最结实的民生之果。这话不是喊出来的，是他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一个科学家真正被人记住，不是因为他拿了什么头衔，而是他做的东西到今天还在用，那颗嘧啶的“心脏”，还在你我的药片里跳动着。

编辑 崔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