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催促抓捕私盐贩子的文告频频发来，

海上风声愈发紧了。

巡逻艇频繁出动，

忧愁的盐民像囚犯一样困在破屋里。

海中小岛不长五谷，如今又禁煮私盐，

苦日子像茫茫海水没个尽头。

不煮海，犹饿死，

难怪他们都加入逃亡的大军。

近来海中盗贼出没，

杀人沉船，往往有之。

既然人的生命重逾天下，

君子又怎忍心

与细民争这细微的利益？

收盐，即地方官抓捕盐贩，缴获私盐。州家，官府。飞符，紧急文告。比栉，梳子与篦子的齿，犹言巡逻之密。嗟欷，哀叹。不毛，不长草木和庄稼。古时称东南沿海的少数民族为夷，岛夷，即生活在海岛上的盐民。独劳，特别劳苦困顿。亡逃，出逃海上，被迫为盗。秋毫，喻指极细微的物事。

诗型七言古诗。诗用两韵，前四句平水韵上平四支，后八句平水韵下平四豪。

这首诗在一种紧张的气氛中开篇，海上操舟来去的“吏兵”，与躲在破屋里的的“穷囚”，一动一静，适成对照。兵们实施海上大搜捕，是因为接到了“州家”的紧急命令，缉拿私盐贩子。“囚”也不真的囚犯，而是岛上穷苦盐民。但如果他们贩运私盐被官家抓到，那就成了真的囚犯。

宋时盐政甚苛，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盐利为国家财政重要组成部分。明州是重要食盐产处，自后唐起，东南十监中就有富都、兰亭、新亭三监盐政机构专管明州食盐的产销。民户自家煎盐，也须卖与官府，即所谓“盐民自煎，与官为市”。北宋浙盐的收购价格约为每斤四五文钱，官府低价收购，高价卖出，遂使得民户铤而走险，私贩食盐营生者比比皆是，苏轼曾指出，熙宁时，“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苏轼《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朝廷禁捕私盐一向甚力，甚至开出高额赏格，根据缴获私盐的数量给予官员奖励，对盐贩的处罚也至为严厉。只要发现盐户私下交易，即不分青红皂白，予以刺配流刑。到绍兴年间，至有如此严酷的规定：“今后亭户辄将煎到盐货冒法与私贩军兵百姓交易，不以多寡，并决脊配广南牢城，不以赦降原减。”是以，负责盐政的转运使也一直鼓励境内士民检举揭发。

王安石治鄞时，孙甫以右司谏任两浙转运使。他当即给孙甫写了一封信，指出，明州当地人为争夺盐利，已闹得争斗不休，“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现在用重金诱使相互告发，州县的牢狱里必定会塞满人，百姓陷入此类案件的会越来越多，而一些奸猾小人也会借此诬陷良民，扰动地方，民户失业，找告密者报仇，如此仇杀不绝，社会就会陷入严重危机。

“伏见阁下令吏民出钱购人捕盐，窃以为过矣。海旁之盐，虽日杀人而禁之，势不止也。今重诱之使相捕告，则州县之狱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将众，无赖奸人将乘此势，于海旁渔业之地搔动槽户，使不得成其业。槽户失业，则必有合而为盗，贼杀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为虑也。”（《上运使孙司谏书》）

王安石又说，捕盐的赏金，都是百姓出钱，鄞县是明州的大县，我在这里当了两年县令，看到所谓的大户人家，他们的田产最多也不过百亩，少的还不到一百亩，百亩田产价值一百千钱，良田才值两百千钱而已，而民户养生、送死，日常所需，都出自田产收入，现在官家拿这些钱去奖赏那些告密的无赖，这绝不是什么善政啊！他认为，一个好的施政者应该向古之君子学习，而不是重赏告密，伤风败俗，限制商贸，到头来失去民心。

孙甫官声甚佳，做过主簿、观察推官一类的基层官员，亦知民间疾苦，蔡襄评价其为“为学深于经书，属词长于史传，洁廉可以励世，端方可以立朝。”他的《唐史记》还为历史学家司马光所看重。王安石既以大义切责，明州让民间出钱购捕私盐的政策可能是废止了。

从王安石信中所说“某为县于此两年”来看，诗当作于庆历八年（1048）或皇祐元年（1049）间。

诗的前四句，写暴政。“州家”严令，官兵缉拿紧张，盐民害怕不出，穷居破屋，长吁短叹。“今复密”“去复出”，短促的节奏，有如形势逼迫。后八句，写的是苛政之下的遁逃与反抗。虽不无对“盗贼”劫杀客商的指责，但更把语锋指向“州家”和“君子”，就差点儿直说官逼民反了：所谓的缉私捕盐，实质不过是官府与民户争夺毫厘之利，而以国家武力对待民众，“操舟”来去，更与抢劫百姓的盗贼无异了。社会的道德滑坡，始作俑者原在官家。诗尾“一民之生重天下”的民本思想的流露，也就水到渠成了。

李璧《王荆文公诗笺注》：“君子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况与竞锥刀之末而限之死哉？公尝语东坡：‘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弗为，乃可。’”按王安石与苏轼语，见《邵氏闻见录》，时王安石罢相居于金陵，苏轼由黄州往常州，特意赴金陵晤王安石。

转运使孙甫是负有监察之权的上级官员，王安石写给他的信，可算陈情慷慨了。七古《收盐》诗，其气息正与《上运使孙司谏书》异曲同工。其悲哀民生之艰，又上承杜甫天宝后“三吏”“三别”的现实主义关怀。唐朝诸诗人中，王安石独服膺杜甫，《杜甫画像》诗云：“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表示一辈子要做杜的好学生，“愿起公死从之游”。在鄞县时，他曾从友人处得杜甫佚诗二百篇，时时诵读学习，以期得杜诗之“元气”。但他越是学杜，就越觉得杜甫离自己很远。“予考古之诗，尤爱杜甫氏作者，其辞所从出，一莫知穷极，而病未能学也。”（《老杜诗后集序》）。杜甫战乱后诗，多以情境入诗，荆公诗，多以议论入诗。情境动人，议论慷慨，诗中各擅胜场，然宋诗思维太强，终不及唐人情境丰腴，荆公政论诗如《收盐》，终是成于慷慨，也败于慷慨了。

编辑 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