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阿嫲的情书》国内口碑票房双爆后，将于6月25日开启第二轮海外上映。银幕上，一封封泛黄的侨批跨越重洋，牵起三代人的血脉记忆；银幕下，无数观众为这份穿越时空的故土眷恋动容。

百年前的宁波，一批批商人从三江口出发，奔赴南洋，扎根异乡，闯出一片天地，又将点滴心血化作对故土的长久回馈。从鄞县走出的胡嘉烈，便是其中之一。

去南洋“跑码头”的茅山少年

1842年，宁波作为近代第一批口岸被迫开放。这座东方港埠在炮火中被动望向世界，也埋下了乡人远航的种子。

1911年，胡嘉烈出生在鄞县茅山乡胡家坟村，他的祖父胡开泰曾担任慈城最大的酿造企业——冯恒大酱园经理数十年，并一度被推选为慈溪县商会会长。1924年，胡嘉烈小学毕业后，本该进入祖父执掌的酱园学生意，在亲人照拂下安稳度日。但祖父胡开泰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这位深谙商场之道的老人，决定让孙子去跑码头、见世面、经风雨。在家人的辗转委托下，13岁的胡嘉烈背起行囊前往新加坡当学徒，汇入了“闯南洋”的人流。

船往南行，故乡渐远。初到新加坡，胡嘉烈在采章文具店做学徒，三年满师后回到上海。次年重返新加坡，受聘于万兴国货公司，负责销售与进货，奔波于吉隆坡、香港和上海之间。凭着踏实肯干，他很快升任司理。多年奔走历练，不仅让他积累了商业经验，更锻炼出敏锐的市场嗅觉。

彼时，闯荡南洋的宁波人多靠“三把刀子”吃饭——剪刀（成衣）、菜刀（餐饮）、剃头刀（理发），但胡嘉烈在磨砺中另辟蹊径。1935年10月，他拿出多年积蓄创办了立兴企业公司，主营汽油灯购销业务。

在电灯尚未普及的年代，汽油灯是先进热门的照明工具。婚丧嫁娶、戏场店堂、矿井生产，处处离不开它。胡嘉烈捕捉到这一市场需求，在上海设立“立兴申庄”，包销上海多家汽灯厂产品，统一以“天光”牌运往新加坡，销售火爆。

他没有止步于做经销商，长途运输的不可控，让胡嘉烈产生越来越强烈“自己生产”的念头，实业报乡的冲劲，几乎是刻在宁波商人骨子里的本能。

1940年，立兴汽油灯厂在新加坡投产，“蝴蝶牌”“星牌”“箭牌”“眼牌”各式汽油灯及煮食炉相继问世，后来又逐步拓展到灯炉、灯纱与五金产品，立兴也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开设分公司。从一个南洋文具店的学徒，到执掌跨国企业的掌门人，这条路，胡嘉烈走了二十年。

抗战胜利后，故乡百废待兴。胡嘉烈以拳拳之心在胡家坟村与慈城设立钱庄，在宁波城区开设万兴棉花行疏通三北棉花销路，业务兴盛。20世纪50年代，胡嘉烈已在新加坡工商界闻名遐迩。

“甬”字背后的慷慨

胡嘉烈心里始终装着一件事：漂泊在外的宁波人，需要一个“家”。

1937年，事业刚刚起步的胡嘉烈与陈本昌、俞宝森、邵逸夫等人发起成立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务活动、会馆建设，他出钱出力；三江公墓的整理开路、德福祠的翻新，他亲自督导；三江公学缺经费，他多次捐资，还率先捐献一辆校车。

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他在新加坡的每一次捐献无论数额多大，都不署自己的名字，只以宁波同乡会的“甬”字标记代之。“行善不为名”这句话，他践行了一辈子。

同乡会刚成立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南洋华侨同仇敌忾。胡嘉烈作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委员，奔走于侨社之间，积极认捐募捐，承购救国公债，捐赠衣药，恨不得把南洋的每一分力量都输送到祖国前线。

1941年4月，宁波沦陷。消息传到南洋，胡嘉烈心忧如焚。他无法亲自回去，便委托亲友在家乡胡家坟村设立了一个慈善机构——片云堂，所需费用全部由他个人承担。当时立兴开业还不到5年，胡嘉烈财力尚未到十分雄厚的阶段，这份担当尤为可贵。

战争不给人喘息机会。1942年2月，新加坡在太平洋战争中沦陷，宁波同乡会随之停摆。那段黑暗岁月里，他蛰伏隐忍。1946年，胡嘉烈牵头重建同乡会，被推举为主席；随后又组织南洋胡氏宗亲会，出任会长。经历战火的他，比谁都清楚：团结，才是海外游子最大的底气。

他的声望也因此与日俱增。1955年，胡嘉烈被推举为新加坡三江会馆监察主任、慈善互助信托人，后任理事长。上任后，他推行一项至今为人称道的改革：规定会员每年将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一交会馆慈善机构管理，专门救济贫困侨眷与家乡灾民。凡“三江”所属家乡遭灾，会馆必出资救济。这一制度，让慈善从个人的慷慨变成了群体的责任，也让故乡与南洋之间的那条纽带，越系越紧。

1968年，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复兴会务，成立董事会，众望所归的胡嘉烈当选首届主席并连任。他率先捐献巨款，带动乡贤响应。同乡会后来的根基，便是在那时奠定的。这一年，距离他13岁初到南洋，已经过去了整整44年。

“愿作一片云”

云行雨施。片云堂这个在善堂中别具一格的名字，寄托着胡嘉烈的一番苦心。他不愿让受助的乡亲觉得是在被施舍，便取“愿作一片云，稍荫‘暴日’烤晒之乡亲”之意，将其命名为“片云堂”。

片云堂管理严明，记账、出纳、监证分工清晰。胡家坟村每年核定60户贫困名额，可领取全年口粮500市斤，遇特殊情况酌情增加；其妻家花园村，也按同等标准接济。若求助人数超出，便从外地购粮，仅以市价的10%贱卖给贫苦乡亲。

这项赈济一直持续到1962年，前后二十多年，无论时局如何变迁都未中断。至今，两村老人提起，仍称他是故乡的“及时雨”。

更见用心的是经费安排。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胡嘉烈预判南洋与内地之间的汇款通道可能中断，便提前将上海立兴申庄作为片云堂经费的主要调度渠道。相比闽粤侨乡依赖侨汇的捐资方式，这一安排让救济得以避开战乱冲击而延续。资料记载，片云堂“最多时年赈济稻谷款达8000余元，相当于稻谷1.2万斤”。这份苦心，帮助故乡人实实在在撑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胡嘉烈对故土的牵挂，远不止温饱。

1943年起，他连续六年向母校文山小学捐赠稻谷，每年1.5万斤，占学校办学经费的一半。1962年，他又出资建造“文康楼”图书馆，捐建校舍、扩建操场，开新中国成立后宁波海外侨胞在家乡捐资办学之先河。

花园村的豫章桥和太平桥年久失修，孩子们过桥时提心吊胆。胡嘉烈得知后，出资修桥，又把两村坑洼泥泞的道路整修一新。奉化江沿岸的义渡停了多年，他捐助四艘渡船，让两岸行人不再绕远路。他还为两村各配了一台机器水龙——那是农村最早的机动消防设备。这些事，细数没什么惊天动地，却桩桩件件踩在乡亲们最要紧的生活里。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他先后捐助数台柴油机支援农业合作社。又赶上粮食歉收，从香港急运30吨尿素和3台抽水机回乡，从泰国购来9吨大米分济灾民。

赈济灾民是救一时之困，修桥铺路是解眼前之急，捐资助学是育未来之才，修建文山公墓，可见胡嘉烈的远虑。看到故乡沿袭土葬，良田日渐被坟茔蚕食，他便决心在村西荒滩上辟一处公墓，前后汇入经费港币42万元，而捐建者一栏，他仍只署“三江会馆”。

1977年6月12日，胡嘉烈赴香港公干。六天后，因心脏病猝发辞世，享年66岁。新加坡三江会馆等十余个侨团在《讣告》中称其“急公好义”，誉之为“一代善人”。

姜山镇胡家坟村，胡嘉烈故居的老宅沉默伫立。百年前，那个从这里背着行囊远赴南洋的少年，后来成长为执一方商界牛耳的巨子。而恰如一片云，无论走得多远，他始终记得回头，荫庇那片出发的土地。这就是海外侨胞对故土最深沉的爱：穿越山海，不问归期。

编辑 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