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刚落下帷幕，从西湖飘来的馥郁书香，穿过苏堤的柳浪，越过钱塘的潮声，一路往东，落在了月湖的青瓦檐下。一湖是千年诗韵，一湖是百年藏书，夏日的风一吹，整个浙东的文气雅韵就这样恣肆地流溢开来。

垂柳拂岸，烟水笼洲，青石板路旁的老宅院藏着宁波文脉最动人的一段往事。这片被湖光浸润的土地，先后走出两位被后世铭记的读书人：一位是集浙东史学之大成、被称为“万宝全书”的全祖望，另一位便是“主四明坛坫三十余年，后进高材生咸出其门”的徐时栋。在宁波文化的传承链条里，徐时栋是上承万斯同、全祖望，下启冯孟颛、张寿镛的关键枢纽，这位乡邦名士以一生的执着，为“书藏古今”的名城底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守书：“三毁四聚”，百折不挠的藏书传奇

徐时栋生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十一月二十五日，原字云生，后改字定宇，又字同叔，号澹斋，亦号淡潺、淡斋，别号西湖外史，又号柳泉，学者尊称“柳泉先生”。

据《月湖徐氏家谱》记载，徐氏先祖可追溯至周代的徐偃王，唐光化年间从衢州迁居台州，南宋时才迁至鄞县明楼，于是落籍为鄞县人。

徐时栋从小便对书籍有着近乎执拗的热爱，家中留下的千卷遗书根本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平日里最常做的事便是四处访书、购书。道光二十六年（1846），32岁的徐时栋乡试中举，可随后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均不得志，于是“以输饷授内阁中书”，做了两年官，又觉得索然无味，便决定放弃功名、绝意仕途，转身回到月湖畔，把全部精力投入藏书与治学之中。

当时，鸦片战争的硝烟未散，太平天国的战火又燃遍江南，社会的剧烈变革让文脉传承处处是险滩。可徐时栋嗜书如命，哪怕命运多舛，也始终守着藏书的执念，一生经历了“三毁四聚”的坎坷，先后建起三座藏书楼。

第一座便是烟屿楼，这里本是他的居所，初名“恋湖书楼”，由其父徐太茂在道光三年（1823）二月建成，最盛时藏书多达10万卷。可两次突如其来的劫难，让这座藏书楼遭遇重创。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徐时栋全家为躲避战乱躲入建岙山中，将自己的著作和部分珍贵藏书藏在寺庙旁的金岩山洞里，万万没想到，这些珍贵典籍竟被一名僧人取来焚烧取暖。转至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入城，盗贼趁机四处劫掠城中藏书楼，烟屿楼的大部分藏书被窃掠一空，徐时栋心痛不已。

劫后余生的徐时栋没有就此放弃，他在城西门外花池巷建起第二座藏书楼——城西草堂，一边整理剩下的残帙，一边四处打听寻找失散的书籍。仅仅一年，他的藏书便重新蔚为大观，数量接近6万卷。可是，不幸的事又发生了。1863年，城西草堂意外失火，当时徐时栋恰好远在慈溪做客，等他赶回来时，书楼与大半藏书已化为灰烬，仅剩下几间勉强容身的小屋。三年之内两座藏书楼接连被毁，徐时栋倍觉凄凉，却从未熄灭藏书的火种。

同治三年（1864）六月，徐时栋在城西草堂的旧址重建新宅，为了避开此前“烟”“草”这类藏书楼的忌讳，取“水可防火”的寓意，将新楼命名为“水北阁”。此后几年，他苦心收聚，买书、刻书、抄书样样亲力亲为，到同治八年（1869），已收集到4．4万余卷书籍，藏书规模基本恢复到城西草堂的水平。在他主持编纂《鄞县志》期间，水北阁成了浙东名人学士往来访游重地和学术研究中心。遗憾的是，水北阁的藏书最终没能躲过时代的动荡，1911年大部分被售于上海书贾，仅少量流入宁波本地藏家手中。

如今，徐时栋的故居（烟屿楼）仍完好保存在海曙区共青路桂井巷口，水北阁也已迁移至天一阁南园保护展示，这段百折不挠的藏书传奇，至今仍被人传颂。

读书：手不释卷，“五无难”的治学新风

作为勤奋无比的一介书生，徐时栋“尽发而读之，自夜彻晓，丹黄不去手”。在《五十七岁小像自记》中，他曾这样形容自己：“四十年来苟无事故，吾手中未尝一日而释卷也。”他牢记父亲徐太茂所言“藏书何补哉，能读书，书不在多；不能读书，多书何益？”，不以藏书为务，而以读书为急。

在治学上，徐时栋从不墨守旧解，而是兼及子史杂说，提出了著名的“五无难”：“胸中无难说之隐，世上无难状之情，句里无难测之典，行间无难识之字，笔下无难解之词。”他反对故作艰深的行文风气，主张把道理讲得通透直白，让不同学识的人都能读懂典籍里的深意。他读书最讲究“求甚解”，曾花整整7年时间研读《阅微草堂笔记》，在书页上留下的批点多达380余处，每一处都藏着他反复思索后的独到见解。

宁波历史上曾迎来三次文化高峰，徐时栋所处的时代，正是高峰之间的峡谷。学界认为，全祖望、邵晋涵之后，浙东地域学术文化一度衰而不振，正是徐时栋等人的出现，才让濒临断绝的四明学统重新振起。他精通考据、深明史论、贯通六艺，一生留下著述30余种，在经学领域的成就尤为突出，浩浩万千言的考证文字，学风严谨扎实。《尚书逸汤誓考》《三太誓考》《诗音通》《山中学诗记》等著作，每一部都有超越前人的创见，其中6卷本的《尚书逸汤誓考》，更是为学界所推崇，后世学者提及徐时栋，必然要说到这部绝笔之作。

更鲜为人知的是，徐时栋还是近代红学的重要先驱。清道光、咸丰年间，红学刚刚发轫，后来逐渐形成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三大流派。学界公认，甬上两位学者开了红学的先河：姚燮是红学点评派的代表人物，徐时栋则是红学索隐派的发端之人。

在诗文创作上，徐时栋是道咸年间浙东诗坛仅次于姚燮的重量级人物，著有《烟屿楼文集》40卷、《烟屿楼诗集》18卷，还有《北宋谱疏证》《言行记》《思旧记》等作品传世。他与姚燮交游深厚，二人都主张以人生阅历拓展诗的境界，以深厚学养滋养诗意。他的诗风如白居易，无论五言七言、古体近体，还是乐府新作，都带着直面现实的温度。他的目光从未局限在书斋之内，鸦片战争的烽火燃起时，曾写下《八月湖水平》《鬼头谣》《乞儿曲》等一系列诗作，记录眼前的风云变幻，描摹山河变色的阵痛，痛斥敌寇的残暴，悲悯百姓的疾苦，更直接记录下浙东民众奋起反抗的身影，这些文字不是书斋里的空吟，而是用血泪写就的时代史诗。此外，他还写了大量歌咏月湖山水、四明胜迹的篇章，湖光山色、小桥流水、斜雨竹林，在他的笔下都带着独属于宁波的温润质感。凭借深厚的学养与诗文影响力，他主盟四明文坛30余年，后起之秀，大多出自他的门下。

传书：心系桑梓，功垂乡土的文脉赓续

徐时栋一生最被后世铭记的贡献，是为宁波乡邦文献的传承立下了不朽功勋。他曾望着月湖的流水吟出诗句：“平生有愿如此水，会当读尽琅嬛书。”而他终其一生，都在为让四明的文献传之久远而奔走。宁波是享誉全国的“方志之乡”，天一阁以收藏明代方志名闻天下，历代修志的传统更是绵延千年。全国现存的32种南宋地方志中，宁波独占4种；国内现存的11种元代志书中，宁波又占3种，这6部志书被合称为“宋元四明六志”，是中国方志史上的璀璨明珠。

之前，这6部珍贵的古志仅靠民间传抄流传，各种抄本讹谬百出，错漏随处可见。为了让四明大地“山海有经、舆地有图、郡邑有志”，徐时栋依托自家的藏书广泛征集不同版本，四处借阅各家藏的钞本，逐字逐句校正脱误，亲手校勘后准备刊印。可时局动荡，雕版存放了20年，两次遭遇战火，万幸没有完全散佚，最后由他的儿子徐隆寿勘刻成书，让这部流传数百年的古志“神明焕发，还以旧观”。正是因为徐时栋的努力，宁波拥有了全国最早的地方史料之一，城市发展史的研究大大领先于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真正实现了“一邦之书，甲于天下”。

他的另一桩文化壮举，便是主持修撰《鄞县志》。清同治七年（1868），鄞县重启修志工作，徐时栋被聘为主纂，从发凡起例、总持大纲，到具体的编辑讨论，他都和同仁分工协作，亲力亲为。修志过程中，他终日旁征博引，参校各种史料，不仅把自己的全部藏书拿出来供修志使用，还专程到宁波卢氏抱经楼、杭州丁氏八千卷楼等地借阅稀见典籍，前后搜集的采录资料多达千数百种。可惜的是，这部志书还未完成，徐时栋便积劳成疾，临终前他拉着好友董沛的手，以修志事“郑重相委，语不及私”。董沛没有辜负他的嘱托，历时多年终于在光绪三年（1877）将志书刊行，这部光绪《鄞县志》，成了鄞县历史上资料最详尽、考证最严谨的志书之一。后世那部被誉为中国“古今方志之第一”的民国《鄞县通志》，正是在这部志书的坚实基础上，才完成了最终的飞跃。

同治十二年（1873）十一月八日，徐时栋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60岁。《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他：“时推浙东学人，全氏谢山之后能继响者，时栋为不愧焉。”

在宁波的文化长河里，徐时栋既传承了范钦守书的矢志不渝，又延续了全祖望读书的勤奋执着，他与书相伴的一生，就像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旷世之恋。他留下的不仅是4万余卷藏书、30余种著述，更是一种刻进宁波城市血脉里的精神：哪怕历经战火与动荡，只要还有人守书、读书、传书，文脉就永远不会断绝。如今站在烟屿洲的老巷里，风穿过垂柳，带着淡淡的墨香，仿佛还能看见那个手不释卷的身影，正对着月湖的流水，续写着宁波“书藏古今”的新故事。

编辑 廖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