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鄞州走出去的王宽诚，既是一位杰出的商人，又是一位矢志不渝的爱国者。他一生跨越山海、事业广布，而贯穿生命的那条主线，始终是对故土的深情与对人才的珍视。

1985年，王宽诚出资1亿美元设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明确“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提供力所能及的资助”，此举轰动海内外。至今，上万学者人才因基金会的资助支持而受益。

时值教师节，回望这份跨越四十余载的树人工程，尤感其分量之重。王宽诚以实业家的务实与眼光，早早埋下了一颗种子，如今枝繁叶茂、满树桃李。

甬江起步，香江扬帆

王宽诚出生于鄞县一个商人世家，或许他的名字中正包含了父辈“宽以济世、诚以育人”的寄望。

15岁那年，他走进宁波哑巷永丰猪行，成为一名学徒。清晨扫地开门，夜晚记账盘点，学徒生活琐碎而辛苦，但他并不安于手头杂务，常在一旁留心师兄们如何谈生意、论行情，虚心讨教，闲时便思考时局与商路。三年下来，他对市场的嗅觉在不知不觉间养成。

学徒期满，他转入位于江厦街的源吉钱庄工作。那是他第一次真正触摸金融的门槛——银钱往来、利率涨落，让他对资本流动有了切身体会。七年钱庄生涯，为他日后纵横商海埋下了伏笔。

1932年，25岁的王宽诚被太丰面粉厂聘为采购部主任。这是一个外人眼里的“肥缺”，每年有一笔可观佣金可拿，他却偏偏不取分毫，主动革除这一陋规，主张将佣金纳入企业成本。守旧之人骂他坏了规矩，务实之人却看出了他的格局。这番胆识为他赢来了机遇——1935年，宁波两家富商出资，与他合伙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由他出任总经理。

“维大”开业当天，王宽诚在宁波《时事公报》上刊登广告：“顾客至上，信誉第一，‘维大’最讲信用，劣质面粉不卖……”连登半月。亲友们为广告费坐立不安，他却不为所动。事实证明，广告效应远超投入，店门前排起长队。不出两年，“维大”在余姚、镇海、慈溪设分号六家，成为宁波面粉业“龙头”。

此后，王宽诚乘势而上，将业务扩展至上海，改名“维大洋行”，经营触角延伸至罐头食品、呢绒、木材，又涉足银行、地产、轮船，甚至同上海实业界极有名望的爱国商人李康年合股接手中国钟厂，亲任总经理。钟厂生产的“三五牌”时钟从他们手中走向千家万户，从洋品牌手中争得市场份额。

苦心经营终究抵不过时局动荡、战火纷飞。1947年，王宽诚举家迁居香港，这成为他事业的重要转折。初到香港，他以敏锐眼光开启地产经营，当人口骤增导致住房紧缺时，他已在香港北角等地开发地产项目。

此后，他陆续创立幸福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数十家公司，经营金融、地产、船务、百货、食品等业务，并将生意拓展到美国、加拿大等地，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工商巨子，被推选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永远名誉会长——那是商界对他的最高认可。

北行寻路，赤子归心

1949年，香港社会弥漫着对时局的不安，不少富商举家迁往海外。亲友也力劝王宽诚早做打算。他没有急着收拾行囊，而是做了一个让身边人出乎意料的决定——北上，亲眼去看看。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踏上北行之路。三个月间，从青岛、济南、天津、北京，到沈阳、大连，最后回到熟悉的上海。沿途所见，与香港坊间传言完全不同，虽条件困难，但秩序井然、百业待兴。一个判断在他心中逐渐明朗，认为工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在未来均可迎刃而解。

1950年，王宽诚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北行见闻》，洋洋洒洒七千多字，详述对内地城市的观察，在港澳同胞中产生了不小影响。他在文末写道：“经此次观光后，理想的新政府给我盼望到了。”

从此，王宽诚不再只是一个隔海观望的商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带头认购当时支持国家经济建设的国债；抗美援朝期间，他出资捐献“维大号”战斗机一架，又动员香港各界筹款，购买内地急需物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步步收紧，他开辟远洋航运，为国家输入民生必需品。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个人事业是鱼，国家的利益是熊掌，我是舍鱼而取熊掌。”

1979年，王宽诚提笔给曾任宁波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副主任的老友俞佐宸写信，倡议在宁波与香港两地成立甬港联谊会，为两地的经济往来牵线搭桥。1980年，在王宽诚、俞佐宸的筹谋下，香港、宁波两地相继成立甬港联谊会，以乡情为纽带，团结动员旅港乡亲造福桑梓，此举在全国亦属创举。

与此同时，他领导香港中华总商会积极行动起来，推动会员到内地投资。他还推动商会成立了中国“四化”服务委员会，一边宣传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一边调解港商在内地合作中遇到的难题。他清楚，商人们需要一个信得过的“引路人”。

1983年，他再次踏上内地，从四川到河南，从安徽到江苏、浙江，一路走一路看。所到之处，旧貌换新颜，他难掩振奋。考察后，他加快了在内地投资的步伐，以实际行动投身于祖国经济建设浪潮中。

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20余所学校和社会公益团体，其中包括暨南大学、澳门东亚大学、华侨大学、上海商学院、浙江树人大学等得到王宽诚的捐助。他还捐款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重庆儿童福利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等单位。

倾资兴学，星耀长空

为国育才，这个念头在王宽诚心里藏了大半生。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返乡时就在心里画过一张蓝图：要在家乡办一所小学、一所中学、一所大学，再建一座医院。不久后，他捐资100万元，在宁波创办了东恩中学和东恩小学，以此纪念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这是他教育梦的起点，但远不是终点。

王宽诚意识到，国家要繁荣富强，培养多方面人才是当务之急。1984年，年近八旬的他几乎全身心扑在了一件事上——筹办一个教育基金会。他与香港政府、法律界、财经界广泛联络、四处奔走，同时与教育界人士频繁书函往来，商讨运作细节。

1985年，王宽诚出资1亿美元，在香港成立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基金会主任邢福忠对当年王宽诚的话记忆犹新：“先生曾说，没有发酵粉就做不成面包。国家建设没有人才怎么能搞呢？为国家培养人才，就是为国家找发酵粉。”

王宽诚深知，他要做的，就是为这块土地撒下尽可能多的种子。直到逝世前几个月，他还抱病在上海主持基金会的学务会议。

四十多年来，王宽诚基金会受资助学者遍布全国各地，培养资助项目及奖励项目涵盖各个学术领域，其中不少人已成为各领域的学术骨干和领军人才，为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水平的中国科教人才队伍作出了积极贡献。

1986年8月，80岁高龄的王宽诚又一次出发。这一次，他担任全国政协西北考察团团长，率20多位港澳委员奔赴新疆、陕西、甘肃。历时20天，行程数千里，旅途劳顿掩不住他一路的兴致。回到香港后，他向港澳各界广为宣传，鼓励大家共同关注西北开发，为那片遥远的土地争取每一个可能的支持者。

同年12月3日，王宽诚在北京逝世，享年80岁。临走前留下的话平淡而恳切：“我岁数大了，就想为国多作贡献，其他的无所挂念。”1989年4月，遵照遗愿，他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移葬于宁波东钱湖畔。他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

1998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1957年发现的编号第4651号小行星命名为“王宽诚星”。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宽诚“改革先锋”称号，介绍中称其为“支持国家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香港工商界优秀代表”。

从甬江边的学徒到香江畔的巨子，从慷慨报国的实业家到倾资兴学的教育家，王宽诚用一生走完了一条“取之社会、用之国家”的圆满轨迹。那颗以他命名的小行星，至今仍在苍穹间运转，恰如他的精神——商道济世，教泽流长，星辉不灭。

编辑 卢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