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明代有网络，屠隆具有经常上头条的体质，他流连娱乐圈，过着风流才子的潇洒日子，他写的戏很卖座，名气比写《牡丹亭》的汤显祖还大。

主张“性灵说”是他对诗歌创作的追求，更是他人生故事的主线。他的人生充满了“AB”面的丰富性，这在心学盛行、商品经济萌芽、世俗文化蓬勃发展的明代，无疑是一个元气充沛、绚丽多彩的文人样本。

雅俗融合：他写戏，也上台演戏

关于屠隆被皇帝从礼部仪制司主事职位上罢免的原因，一度传得沸沸扬扬：他喜欢昆曲，并且会亲自登场玩票，西宁侯宋世恩是他粉丝，仰慕他戏台上的风采，两人成为好友。

据说，屠隆因为宋夫人貌美，不仅邀她一起喝酒，还写诗赠送。这对处于当时社会风气中的浪漫才子来说，也不过就是一段风流佳话，况且西宁侯本人也没觉得什么，夫人获自己仰慕的艺术大咖赞誉，可能他心里还美滋滋呢。

但有个跟屠隆有过节的人，叫俞显卿，在刑部当主事，他趁机拿此做文章，制造出丑闻来，上疏弹劾，于是，因为热爱登台演戏，热爱美女，做官政绩原本不错的屠隆就此终结了官场生涯。

这让屠隆更加开放了自己的天性，过得自在逍遥，一直到人生的最后几年，经常跟娱乐界、文艺界人士聚集一起，举行大规模聚会+演出，不仅江湖留名，还惊动高官和朝廷，但这次皇帝倒是没有治他的罪，惩罚他的是不健康生活方式带来的恶果，62岁，他因病去世。

而在他流连歌台舞榭、美酒美女的“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的人生里，首先让他留名的就是他对中国戏曲发展的贡献，包括创作、推动戏曲的雅化以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

他写的戏一共分《昙花记》《修文记》和《彩毫记》3种，总名《凤仪阁乐府》，辞藻华丽，用典精深，他作为进士出身的士大夫而投入创作，标志着戏曲进入文人主流话语体系，推动了戏曲的“文人化”。

同时，他还提出了戏曲的理论主张，认为既要符合舞台演出的规律，又要具备文学的美感，他还特别强调戏曲的教化功能与娱乐功能的统一，他的《昙花记》和《修文记》两部传奇，都在浪漫奇幻的修仙故事里，融入教化与佛理。

屠隆从骨子里就是一个热爱戏曲之人，他爱戏，懂戏，台上台下，剧本内外，热热闹闹的悲欢离合，歌舞笙箫，不仅丰富了他的人生，也激发出他更多的生命力与创作力。

他还热衷于搜集、整理戏曲剧本和曲谱，校订《西厢记》，有很多独创之处，为明代戏曲文献的保存和传播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斜杠人生：是清官，也是生活家

从戏的角度，屠隆的“风流+才子”，诠释着“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眼花缭乱。从人生轨迹看，屠隆的“AB面”以被罢官为分水岭，前后半生，行事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的前半生，励志上进，是神童与清官的组合。

他7岁就被族人称为奇才，并向甬上文坛领袖张时彻推荐，声名大起。11岁校读《西厢记》，同时跟着著名诗人沈明臣学习，14岁中秀才。

但神童光环背后，并非天赋异禀，而是超乎常人的努力。屠隆自己在《鸿苞集》中追忆早年求学艰难的情形：家里贫寒，学习的书主要靠借，没有吃的，就孤身一人在山野丛林找洞穴居住，食野果果腹，野外生存的主要目的是不被人打扰，埋首苦读。

考场也不顺，考乡试考了4次才中，到34岁进京殿试，得三甲第一百一十一名，赐进士出身，当上颍上知县，开启官场之旅。

任职颍上，屠隆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拖延20多年的东门河堤工程，使颍上县告别汴泗水患。3年后，屠隆又到青浦任知县，他为民请命，与知府据理力争，反对把多余土地纳入赋税；同时，他明察秋毫，昭雪了70多宗冤假错案，成为百姓口中的“青天大人”。

为官清廉，政绩突出，在基层工作7年后，屠隆升任礼部仪制司主事。遗憾的是，上任没多久，就被同朝为官的冤家对头造谣中伤，拉下了马，从此远离庙堂。

无官一身轻的屠隆，后半生相当精彩。除了在戏曲、诗文等领域展示才华外，他还流连山水，在清风明月和佛道之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同时，他还是一名生活家，精通古董鉴赏，园林美学。

屠隆的斜杠人生，也是晚明文人的样本。当时的人们，追求园林、书斋、茶寮等充满审美的生活空间，谈论经史子集、抚琴题诗、玩赏字画器皿，都是风雅的享受。

屠隆当时住在江北岸桃花渡，他的生活状态是：“净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时与老衲谈禅。豆棚菜圃，暖日和风，无事听闲人说鬼。”他在《考槃余事》等书里，详细记载了古玩鉴赏、茶道、香道、园艺、饮食日常等生活细节，呈现了“生活艺术化”的美学追求，为研究明代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时代印记：倡导“性灵说”，也被评“才多而法疏”

屠隆的博学多才，最硬核的佐证有两处，一是《明史》记载，二是他的著述成果。

《明史》的记载很有画面感：“归益纵情诗酒，好宾客，卖文为活。诗文率不经意，一挥数纸。尝戏命两人对案拈二题，各赋百韵，咄嗟之间二章并就。又与人对弈，口诵诗文，命人书之，书不逮诵也……”

他下笔千言，倏忽而就，写诗文时，更是不经意间，一挥数纸。他还喜欢跟人面对面坐下，拟两个题目，各赋百韵，文章一蹴而就；一边跟人下棋，一边口诵诗文，让另一个人记录下来，那个抄录的人往往赶不上他出口成章的速度……

他的著述目录清单也极为可观：《篇海类编》二十卷、《读易便解》四卷、《荒政考》一卷、《鸿苞集》四十八卷、《由拳集》二十三卷以及《补陀洛伽山志》《却西番记》《娑罗园逸稿》《归田词》《观音考》《破迷记》《考槃余事》《游贝雅编》等二十余种。此外，还有《书笺》《帖笺》《画笺》《琴笺》《香笺》《茶笺》《纸墨笔砚笺》《斋清供笺》《起居器服笺》等系列著作，在今天的文物收藏界、文化艺术界仍有相当大的影响。

他提倡“性灵说”，早于汤显祖、袁宏道等名家，他认为，诗文创作要依靠作家的天赋之才，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才能，以陶冶性灵，创制真文。

有专家认为，屠隆的这一观点对袁宏道的文学观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公安文学的“性灵”说的产生起到了理论向导作用。屠隆也成为勾连复古派与公安派的重要人物。

屠隆的人生，切开一个个截面，总是充满了矛盾的地方。他的人文精神折射着晚明文化转型时期的典型特征，“AB面”成为他的宿命。

他著述丰硕，但部分作品存在堆砌辞藻、结构松散的问题，被后人评为“才多而法疏”。

就像他组织过一场场声势浩大的雅集，天下文人墨客，数百人慕名而来，大家高谈阔论，吟诗作画，听曲饮酒，似有东晋时期兰亭雅集的影子，但没有留下千古不朽的传世之作，雅集的影响也渐渐在久远的岁月中湮没。

但不可否认，他在明代文化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他是一位杰出的戏曲家，也是晚明生活美学的先驱和人文主义思想的探索者，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潮提供了重要的个案。

编辑 崔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