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中国记者节。在这个属于每一位新闻人的日子里，我们回望中国近现代新闻史，总能看见一个个以笔为刃、以墨为锋的报人身影。他们在动荡年代里坚守新闻理想，向世界发出真实的中国声音，董显光就是其中的一位泰斗级人物。他践行着“用真相说话、用事实报道”的职业承诺，既深耕一线采访，也探索报业革新，更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新闻的力量凝聚起国人的抗战士气，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书写了一段精彩的传奇篇章、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乡间田畴出发 成留美新闻先锋

1887年，董显光出生于鄞县茅山乡（今鄞州区姜山镇）董家跳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7岁入私塾，10岁便下地务农，家乡的田埂上，留下了他少年时代最深刻的脚印。1899年，父亲看着日渐拮据的家境，决定把仅有的3亩稻田租给别人耕种，举家迁往上海谋生。正是这次迁徙，彻底改变了董显光的人生轨迹。

来到上海后，董显光先后就读于中西书院、清心中学和民立中学，接受了系统的新式教育，一步步打下了扎实的中英文基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18岁临近毕业时，父亲遽然离世，家庭经济支柱轰然倒塌。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远赴奉化龙津中学担任英语教师，挑起养家的重担。1907年，经父亲挚友引荐，董显光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协助撰写英文信函、管理铜版承制业务。

1909年，在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的鼎力相助下，董显光赴美留学。这一走，便走出了中国新闻史上一段开创性的求学历程。他先进入密苏里州巴克学院半工半读，铲煤、送牛奶、修理园圃，甚至在中餐馆洗盘子、在农田里驾着马车锄草，这些体力活他全部干过。可正是这段饱尝艰辛的经历，让他真切触摸到美国社会的肌理，也让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两年后，他转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专攻新闻学，兼修国际史与法律，成为中国第一位赴美系统学习新闻专业并获得学位的留学生。随后，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普利策新闻学院攻读硕士，还曾采访过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实战中打磨出了过硬的业务功底。

1913年2月，一封母亲病重的家书让董显光匆匆踏上归途。在从横滨驶向上海的“长崎丸”轮船上，他偶遇孙中山先生，当即抓住机会完成采访，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经孙中山引荐，董显光出任上海英文版《中国共和日报》副主笔，兼任驻北京记者，正式开启了自己的新闻生涯。

宋教仁遇刺案发生后，他四处奔走寻访线索，在报纸显要位置刊发大篇幅报道，直指袁世凯的暗杀阴谋，“盈篇累牍的记载轰动了全市人心”。此后他受孙中山指派北上采访，揣着孙中山交付的手枪，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准备。在北京，他巧妙躲过层层新闻检查，每日撰写数千字稿件，实时向外界通报袁世凯的复辟野心。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秘密抛出“二十一条”，嗅觉敏锐的董显光第一时间以《纽约时报》驻京记者身份，将这条独家新闻发往美国，作为头条公开发表，把日本妄图独占中国的阴谋彻底暴露在全世界面前。

汇中外办报精粹 立敢言求真风骨

1925年，董显光拿出自己多年积蓄的数千元，在天津买下一份中文报纸，定名为《庸报》。报纸的名字取自儒家“中庸之道”的内涵，于当年6月正式出版，他亲任社长。创业初期人手比较紧张，他白天在顺直水利委员会上班，夜晚全身心投入办报，一个人几乎包揽了发行人、主笔、编辑、广告经理、外勤记者数职。

当时，天津的中文报纸几乎全部沿用英国版式，排得密密麻麻，版面沉闷单调，读者很容易产生视觉疲劳。董显光把在美国学到的现代办报理念和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相结合，掀起了一场大刀阔斧的版式革新：打破成规把广告放到头版，所有新闻统一采用大标题，重大事件直接做跨栏长标题，重要报道搭配现场照片，让版面瞬间变得生动鲜活，开创了中文报纸视觉化新河。内容上，他以突出编排本市各类新闻为特色，尤其是在副刊中增加了体育、文艺领域的活动报道。全新的版面一亮相，就吸引了大量读者的眼球。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董显光第一时间核实真相，用跨栏大标题在《庸报》率先披露事件细节，直指日本关东军是炸死张作霖的真凶，报道一出立刻引发全国各界强烈关注。日本当局恼羞成怒，下令查禁当期报纸。董显光没有屈服，紧接着又在《评论之评论》刊发《日本头脑美国钱开发中国东北》，以锋利笔触继续揭露日本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在他的经营下，《庸报》的影响力一路攀升，1930年前后发行量接近两万份，仅次于《大公报》和《益世报》，成为天津第三大报。

1929年夏天，他又受邀出任上海英文版《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的局势下，铺天盖地的新闻大都是经过日本军国主义渲染歪曲的，《大陆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与亲日媒体针锋相对，向全世界传递中国抗战声音，成为揭露日本侵华阴谋的重要阵地。

多年后他回忆起那段岁月时感慨：“那时候真过着一分一秒都不能疏忽的紧张生活，因为控制日本政治的军阀们正以比我们可能记录还要快的速度制造新闻。”

从出资创办、经营《庸报》开始，董显光有意识地将西方现代办报的先进经验本土化，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这份敢创新、敢较真、敢说真话的底色，贯穿了他的整个新闻职业生涯。

以真相为刃发声 传中国抗战强音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董显光成为中国对外宣传的主将。1937年8月，国际宣传处成立，由他直接负责领导。他的思路很明确：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真相，争取最广泛的国际同情与支持。

他把工作的首要目标对准了集中在上海的外国记者群体，在国际饭店频繁举办记者招待会，发布抗战最新动态、解读中国抗战立场、回答各国记者提问。上海沦陷后，他又把阵地转移到南京，为云集而来的上百名外国记者每日提供《新闻资讯供应稿》，源源不断地传递真实的战地信息。每一次中国军队取得胜利，他都不顾炮火危险，亲自带领外国记者奔赴前线采访，让他们亲眼看到战场的真实情况。

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日军完全控制了当地新闻传播渠道，国际社会对这场人间浩劫知之甚少。董显光敏锐地意识到，留在南京的第三方外籍目击者的记录，远比中国本土的报道更有说服力。

1938年，他只身潜回上海，找到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英国记者田伯烈，资助他系统整理外籍人士留下的日记、信件和现场照片，最终汇编成《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一书，在上海、伦敦、纽约同步以多语种出版发行，十余万字的血泪记录震惊了全世界。他还设法拿到了西方传教士偷偷带出的日军暴行胶片，派人送往美国各地放映，还专门将拷贝寄给美国国务卿，让美国高层直观看到日军的残暴行径。

更令人惊叹的是，他秘密派人潜入日本东京，向当地宗教团体、商界人士、政府官员以及驻日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等，散发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电影、宣传册和相关资料，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滔天暴行，展示了中国抗战的强大意志，成为“二战”期间受害国在敌对国首都公开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宣传的罕见行动。

整个抗战期间，董显光领导的国际宣传处工作业绩极为突出，累计出版对外宣传书籍20种、小册子286种，拍摄抗战照片3万余张，构建起了一张覆盖全球的中国抗战声音传播网。

在长期的实践中，董显光总结出三条至今仍极具价值的对外宣传原则：

一是“隐性宣传”，抹去刻意宣传的痕迹，尽量依托了解真相的外国友人、外籍记者作为代言人，增强报道在国际舆论场的可信度。他还着力加强有人情味的新闻写作，并通过图片使对外报道更加形象，更有说服力。特别是那张“日军轰炸后废墟中坐在铁轨上啼哭的中国孤儿”的照片，曾让全世界无数读者为之动容。

二是“真相宣传”，只有确保新闻报道与事实相符，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他曾在一次会议上拍着桌子吼道：“我们不需要撒谎！日本人的暴行是铁的事实，中国人的抵抗是血的事实，只要把真相原原本本放出去，世界自然会站在我们这一边！”

三是“打破国籍界限”，广交国际媒体友人，争取更多国际力量为中国抗战发声。因此，他与各国记者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经常邀请他们前来中国采访，并为他们提供各种便利，尽力满足他们的信息需求，这些非常时期结交的国际友人大都能尽心为中国说话出力。

从1913年归国投身新闻事业，到1945年抗战胜利，30余年的新闻生涯里，董显光始终以真相为笔、以事实为刃，在那个信息资源与话语权极度不对等的年代，把中国的苦难与抗争、坚守与不屈，真实地传递到了世界面前。他留下的坚守真相、敢于发声的新闻精神，至今仍在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编辑 袁媛